如果说牛津大学是英国政治家的诞生地，那么政治经济哲学（PPE）专业就是政治家的摇篮。从这里走出来的英国首相有大卫·卡梅伦、爱德华·希思和哈罗德·威尔逊，还有很多内阁大臣和政府高级官员如利兹·特拉斯、里希·苏纳克、威廉·黑格、杰里米·亨特、菲利普·哈蒙德、埃德·鲍尔斯、罗伊·詹金斯、埃德和戴维·米利班德兄弟。而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更是为政治家们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的鲍里斯·约翰逊和前“升级”大臣迈克尔·戈夫都曾是牛津辩论社的主席。
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男孩，他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也是牛津辩论社的首位华人主席。他是谢成锴，去年他刚刚在牛津完成了3年的本科学习，今年8月中旬，他又将踏上回国之路，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攻读研究生。
他希望借着这次回国学习的机会，更加全面地去了解国内这些年的变化，并通过与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的深入交流，为未来更好地搭建中英间交流的桥梁做准备。
谢成锴受邀参观唐宁街10号首相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全球领导力”课程是全球第一个为应对21世纪地缘政治局势而设立的硕士项目。谢成锴在大二那年就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全额奖学金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就在他已经准备好要去清华大学读书之际，他收获了第二份惊喜。
谢成锴参加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学者和校友在伦敦举办的活动
在经过多轮辩论、演讲和面试后，他当选了牛津辩论社主席。对谢成锴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他成为了牛津辩论社成立200多年来首位来自中国的主席。
一边是留在牛津大学继续为大家服务，一边是回到国内读书，对谢成锴来说，两个选择都如此诱人。因为疫情，再加上苏世民书院的项目本身很受欢迎，所以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同意让学生推迟一年入学的。这时，谢成锴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跟他说，苏世民的项目不能放弃，辩论社主席不当也罢。但对谢成锴自己来说，选择可能正好相反。该如何选择，他的心里犯起了嘀咕。
在反复地思考中，他在苏世民撰写的一本自传中找到了答案。苏世民，本名Stephen A. Schwarzman，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作为金融家的他，曾与前美国商务部部长彼得·乔治·彼得森在1985年成立了全球著名私募股权与管理咨询公司黑石集团。苏世民在书中写了一个他自己年轻时的故事。
苏世民大学本科毕业去了美国华尔街做分析员。实习不久，他就跟公司说：“你要让我在这里工作就要给我涨薪水，因为我有这个自信可以做到最好。我的优秀值得你付给我高薪……”最后，公司的确给了他想要的薪资。这个注被他下对了。谢成锴灵机一动，“这个故事不就在告诉我，人不去争取就永远没有机会吗？”
于是，谢成锴决定自己也尝试“赌”一把。他直接给苏世民的纽约办公室写了一封邮件。来来往往沟通了三个月后，谢成锴终于说服学校给了他一个延期上学的机会。谢成锴谦虚地说，懂得争取是他在辩论社里学到的。
牛津辩论社时常要邀请名人政要，而主席有最终决定邀请哪些嘉宾的权力。谢成锴之前竞选辩论社主席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邀请更多有华裔背景的演讲者来辩论社分享他们的经历与想法，让这个古老又传统的精英组织变得更加多元包容。
谢成锴在牛津辩论社对话加拿大著名学者Jordan Peterson教授
向政商文化界领袖或代表发出辩论社邀请函并不难，但能否成功却往往取决于邀请者的做事方式。牛津辩论社拥有巨大的人脉网络，想要找到任何一个人的联系方式都不难，但能否把这封邀请信真正递到嘉宾本人手中才是成败的关键。所以谢成锴尽量尝试找到受邀者本人，而不受其团队干扰。
2019年，谢成锴邀来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久的马英九。那时，马英九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八年执政回忆录》的新书。谢成锴通过出版社，辗转联系到了马英九本人。同年11月，马英九来到了牛津。
谢成锴回忆起自己之前联系受邀嘉宾的经历，他说：“能够与嘉宾本人直接沟通，效率往往更高。而且我发现他们对亲自收到的邀请会更加积极主动，同时也会表现得更加爽快和开心。”
据谢成锴回忆，当年考上牛津，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他家人来说，其实都是“意外的惊喜”。15岁来英国时，他读的是当地一所公立中学，而从公立中学考入牛津和剑桥等名校的机会比顶尖私校要小很多。因此，当他拿到牛津大学的通知书时，他的父母是惊喜万分，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在学术上能够给予谢成锴的帮助很少很少。
谢成锴说，他当年也是经过再三思考才决定报考牛津大学的。不用说，这一路走来必然压力与困难重重，但谢成锴不仅没有被“击退”，反而具备了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精神。
谢成锴和全球女童教育倡导者马拉拉同为牛津大学PPE专业的同学
考入牛津大学后，谢成锴发现，那里是一个阶级分化很明显的地方。牛津辩论社尤为如此。“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学生来自私立学校或者优越的家庭。这些人带着极强的自信和勇气。哪怕是他们做错了事情，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而谢成锴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关键原因是他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一进入牛津大学，谢成锴就申请成为了辩论社的一员。他用了一个学期去熟悉辩论社的环境，并理清了选举流程。
“牛津辩论社有一套完整的选举流程。每个竞选者都要面向辩论社的成员们进行讲演，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但朋友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比如说，一个从伊顿公学或者威敏公学来的竞选者被选上的可能性往往会更大。因为辩论社的很多核心成员都来自这些学校。即使不是刻意的，这些竞选者也一定会因为‘校友’这层关系而更受关注。那么，作为一个来自公立中学的华人学生，我基本上是和这个圈子‘绝缘’的。所以，我必须在讲演和交谈中提供有价值的想法，以此来赢得核心成员们的认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谢成锴坦诚地说。
已经在辩论社里的中国学姐、学长就成为了他标杆和动力。“既然已经有中国留学生做到辩论会常委一职，那我也应该可以。”谢成锴当时这么想。从大一的第二学期开始，他便为之后的不断竞选做着准备。连谢成锴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从委员、常委、办事员一级一级竞选，最终被选为了主席。
拉上同学参加爱丁堡公爵奖
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谢成锴在国内参加完中考就来到了英国。当时，他是这所离家不远的公立中学中唯一的中国学生。上学后，他也曾遇到过一些不顺心的事。没有朋友在身边，感觉极其孤独。在那个华人不多的城市里，他的同学对他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
有人故意朝他大声地说着日语，也有人挑衅地问他会不会中国功夫。有一段时间，每当新一天来临，太阳升起时，谢成锴都会因为“又要去学校了”而变得更加焦虑、苦恼。好在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他因为数学成绩突出，又能经常指出老师的错误，所以特别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赞赏。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数学老师，甚至让谢成锴当起了“助教”，给同学们答疑。“我的自信就这样慢慢地又回来了。”谢成锴笑着回忆道。
谢成锴在迪拜国际学校教辩论
谢成锴随后也在班上结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时常给谢成锴纠正英语发音。加上谢成锴自己在家对着BBC的新闻和字幕练习英语，他的英语发音也越来越标准了。
谢成锴很感激那时有这帮好朋友的陪伴。现在，这群朋友，仍然是谢成锴特别要好的伙伴。他们也都很优秀，有人考入了剑桥大学，有人在研究生阶段也考入了牛津大学。
在中学时，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谢成锴知道了爱丁堡公爵奖。这是一个鼓励14岁到24岁的年轻人踊跃参与社会活动、积极锻炼身体和提高体能、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并热心助人，用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活动。这个项目的宗旨和他的生活哲学不谋而合。于是，他决定通过参加这个项目进一步磨练、提升自己。
他找到学校想报名时，才被学校告知，因为之前没人参加爱丁堡公爵奖所以该校早就已经退出了这个项目。于是，他召集同学们一起参加。获得了足够多的报名人数后，学校才又恢复了这个项目的申请工作。最后，谢成锴通过这个项目不仅得到了不曾有过的体验，也获得了爱丁堡公爵奖银奖。
“英国的生活和学习经历给了我很多磨炼，也给了我许多包容，让我在这条阻力重重的路上走得相对顺畅。在代表我居住的郡参加全英青年议会的时候，我是那个‘少数派’。当时我做了一段和我的郡其他代表意见完全不一的演讲，即反对将选举年龄降低到16岁。虽然这个不那么跟风的说法招来了很多代表的攻击，但我那次完整清晰地阐述了我的想法，最后还受到了当时英国下议院议长伯考（俗称“order哥”）的点名表扬。”谢成锴说着，语气中有一丝自豪。
谢成锴参与录制天空电视台的综艺节目《A League of Their Own》
在谢成锴看来，成为“少数派”给了他很多反思的空间。一个单纯为大多数人说话办事的人当然更容易获得职位上的成就，但一个不顾艰难险阻和争议，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尽己所能去为社会团结做出自己微弱贡献的人，更让他钦佩。
谢成锴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是牛津大学同学院同专业的校友
现在，谢成锴利用去清华大学前的这几个月，获得了在英国议会工作的机会。他的工作主要是给下议院一位议员当助手，协助他解答当地居民的疑问。除了研究政府的各种政策外，谢成锴还做了大量功课去了解他。“我去看他的信件、去听他的演讲。我尝试以他的口吻直接回答民众的各种质疑。”
谢成锴与学院所有PPE专业学生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有人这么评价，谢成锴是个敢想敢干的“行动派”。
“我就是希望能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无论是在哪个领域，无论是迈出了一大步，还是只推动了一点点的改变，我都觉得这是有意义的。领导力的关键在于你改变了什么，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去思考与解决问题。”谢成锴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