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太快，总有一首歌，你忘不掉；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守候在角落，等你回首。来自台湾的校园爱情电影《我的少女时代》正在中国大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地热映，截至12月1日票房已经冲破20亿新台币(约4千万英镑)，也入选了第20届釜山影展“Open Cinema”单元。这一部电影，也让许多人重新回味有趣的青春时代。
《我的少女时代》庆功宴（图片取自袁之翔Facebook）
《我的少女时代》策划人袁支翔去年在英国获得了研究生学位，毕业返台后重新回到了熟悉的电影圈，并进入《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团队中担任策划人和制片，负责后期的剪接建议、版权内容修改、宣传和国际影展联系。《我的少女时代》在釜山影展和多伦多影展播映后，海外片商看准该片在亚洲市场潜力，所以和制作方联系，谈版权和行销规划在海外播映。
袁支翔认为，能短时间内在电影制片工作步上轨道，部分来自于自己在英国留学阶段获得的宝贵经验。
《我的少女时代》入选釜山影展，袁之翔和电影剧组团队的工作证。（图片取自袁之翔Facebook）
蝴蝶仙子的一年
走出熙来攘往的伦敦地铁站，轻柔秋风迎面而来，难得的和煦暖阳给足面子露了脸，袁之翔拎着两个行李箱抵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那一天是2013年9月7日，我忘不了的好日子。”他说。
“站在学校标志建筑之一的管理学院大楼前，我看着这栋豪华漂亮的建筑物，悄悄对自己说‘就是这里，一个人的生活要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到英国，真的充满期待。”袁支翔现在描述初到LSE的情景，依旧难掩兴奋之情。他说自己只身启程，清晨六点一落地就心急地到学校逛逛，当他看见学生中心里的诺贝尔名人墙，列着历年获得诺贝尔奖项的校友，“真的很惊讶，学校孕育出这么多名人。”他笑了笑接着说，“留学这段时间我形容是‘蝴蝶仙子的一年’重返校园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所以我尽可能把握所有可以学习的机会。”
袁支翔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俏皮校园生活照。
当时32岁的袁支翔停下在台湾电影圈的工作，在睽违六年后重返校园。这一次，他踏出台湾这座小岛，选择英国就读LSE，主修媒体与传播。“工作五年多，该有个改变，我想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不一样的事。”他表示自己本科是经济学和企业管理背景，在台湾已经具备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商科的基础和对电影行业的热爱，奠定他在电影业界担任行销公关的深厚基础，留学这个决定，已经在他心中埋藏多年，“抓住工作的空档，把握机会到国外看看，用这一年尝试新鲜事、了解自己且体验生活。”袁支翔轻描淡写地说着当初出国的动机，好似对他来说，留学是个再自然不过的过程。
同学眼里的Sam叔叔
丰富的工作经验是袁支翔的优势，他曾担任广播电台主持人、娱乐媒体企划、电影宣传公关，也曾在华谊兄弟国际传媒公司担任行销经理，在不同工作岗位上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让袁支翔更深入了解台湾电影圈，但是在业界总是要面对许多现实的挑战，让他决定停下脚步，“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热爱‘电影’的本质，但是业界总是有许多复杂的事，相较于美国或英国，台湾电影制作是个还没制度化的市场，很多人都是自由工作者，工时长、工资少，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健全的产业。”面对这些问题，袁支翔决定走出台湾，“我当时认为自己不一定要在业界工作，我也可以走学术研究，但我很笃定要是电影相关的领域。”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补充，在台湾就读研究生时，受到老师影响开始对文化研究产生兴趣，基于自己对电影的浓厚兴趣，且英国一年制的研究生课程也以媒体文化理论闻名，“我当时特别想到英国学媒体理论，因为如果想要学习偏重操作的课程，不如留在业界工作更有效率。”他笑说自己很幸运，当初申请了九所英国学府全数被录取，最后考虑LSE在伦敦，虽说电影研究不是重点科系，但伦敦大学体系中有丰富共用资源，因此决定选择LSE媒体与传播科系。值得一提的是，他争取到英国政府的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s），这是英国外交部鼓励海外学生赴英进修，期许学生在毕业后的实务经验能与英国产业结合而颁发的奖学金，袁支翔丰富的工作经验让他在万中选一的机会中脱颖而出，“奖学金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袁支翔如是说。
袁支翔留学返台后，重返电影圈担任电影制片，在公司留影。
“我很擅长在课堂讨论时把实务经验结合！”袁支翔认为这是自己和其他同学最大的不同点，他说自己没有学过传播理论，但一方 面是工作经验让他习惯带入实践的思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商学背景，让他很习惯从市场的角度来解释电影理论，“很多同学都是应届毕业生，课堂讨论时皆以文本为出发点进行讨论，但很多时候书本上的理论不一定能和现实贴合。我到英国念书才发现自己过去的工商管理背景和工作经验，让我有了和同学不同的思考模式。”他接着说，台湾读硕士的经验帮助他了解做研究的方法，包含研读资料和理论时如何撷取重点丶如何采用研究语言和书写策略，“我没有花时间重新适应当学生这件事，对我来说，留学最大的困难是语言。”袁支翔这么一说，不禁让我感到惊讶，许多人脱离学生身份太久，重返校园难免不适应，但袁支翔却认为也许是因为自己年纪较大，又有工作经验，要适应新环境不算困难。
留学期间拜访阿姆斯特丹电影博物馆导演大卫科能堡特展
“我更佩服我的同学，年纪那么小却能承受这么大的课业压力，快速克服适应新环境的问题。”袁支翔谦虚地说，同学才是他学习的榜样，“班上同学大多和我差9丶10岁，几乎是自己侄女的年纪，所以他们常常叫我‘Sam叔叔’，不过我很喜欢和年轻人相处。”这样明显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带给袁支翔困扰，“我觉得自己和同学没有任何的隔阂，年轻人知道的讯息较多，我经常跟他们出去玩。尤其外国人根本分不出亚洲人的年纪，我有时候去买酒还会被查证件，感觉很开心！”袁支翔聊起留学趣事笑得开怀。
留学期间拜访英国哈利波特片场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被问到留学对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袁支翔认为是生活态度和个人价值观的调整，他花了一些时间思考才缓缓道出他的答案，“这是回到台湾后，花了一些时间沉淀才能体悟到的改变。”他表示留学一年有很多机会观察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他的步调慢了，生活单纯了，时间也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一直在学习怎么过得比较快乐！”袁支翔认为即使伦敦是个国际大城市，但生活节奏不会过度紧张，人们在乎生活品质，对新事物抱持开放态度，“我也希望这种生活态度的改变可以持续延伸到台湾的生活，在英国当学生的日子只需要专注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幸福！”
袁支翔递交硕士论文时，开心地与论文合影 。
“学会接受自己不完美。”袁支翔说这是自己最大的改变和收获，他笑说自己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做事有自己的标准程序，不容许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来到英国留学后，常苦於阅读材料太多，无法赶在上课前全部预习，直到自己在英国接受了读写障碍测试，发现自己有读写障碍，且短期记忆能力较差，“当我得到这个测试结果，我一点都不难过，反而觉得豁然开朗！因为我终于有了合理的理由接受自己能力有限，我要开始学习怎么开心地丶放松地做每件事。”袁支翔轻描淡写地说着调整个人价值观的过程，沉稳地语气里道了他的心态转折。他说，媒体工作是个和时间赛跑的产业，不可能每个任务都能在有限时间内达到完美，就像以前写新闻稿，会执着于格式等细节不容出错，“读写障碍测试像是一个提醒，让我知道学习能力会受到先天影响，也提醒我要用更开放的态度面对自己，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许是这样的心态转变，把留学归国后的袁支翔再次带回台湾电影圈，“之前离开前曾以为自己会往学术圈走，但现在觉得虽然台湾电影产业还不健全，但总归正往一个好的方向前进，我认为这是个必经过程，我愿意抱持更自由的态度，容纳更多可能性。”现在的他回到台湾电影产业，从市场营销领域转换成制片工作，袁支翔依旧对这一行业怀抱热情。
努力的天才最可怕
在英国留学短短一年，对袁支翔来说却是丰富而充实的一段日子，他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不只专注在系上的课程，更到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电影系旁听，“是‘从头到尾出席课程并阅读所有课程材料’的那种旁听。”袁支翔特别强调自己对于各类课程的全心投入。他也参与很多演讲活动，因为LSE校方时常邀请各领域的学者或成功人士来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也通过这些演讲吸取很多养分。“虽然我没有参加学生社团，但我有把握所有学习的机会！”他语气中透露出满载而归的满足感。
英国硕士课程结束后，袁支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短期进修，与同学们合照。
伦敦的艺术活动提供袁支翔了解英国电影营销的机会，“伦敦有很多电影首映会，我做电影行销的‘工作魂’就会出现！”他笑说自己时常到电影首映或宣传活动现场观察，看看英国的电影营销怎么运作，“他们电影资源很完整，电影行销手法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很多新鲜点子很有趣！”袁支翔分享一次电影首映让他印象十分深刻，“电影首映利用现场连线的方式串连各地的戏院，各场活动都显示在同一银幕上，即使导演和明星都在首映会场，但这种盛大的连线方式会让在其他地区的民众也很有参与感。”他说在英国看到很多不同的电影营销手法，较少有机会接触英国当地的电影制作，“我在伦敦认识几个在英国做独立制片的台湾人。回台湾后，很巧合地在金马奖创投会中再次碰面。”他笑说这也算是一种人脉的累积。
留学期间拜访柏林影展
聊到人脉的累积，袁支翔思索了一会儿，“我好像跟很多人不一样，尤其是像LSE的学生，大多数人出国就是要拓展自己的人脉，但我好像没有特别经营这部分，我把精力全部投注在吸收知识和感受生活。”他说身边的朋友都是在课堂上认识，他很惊讶的是LSE的学生十分认真，“我和同学都觉得‘原来天才不可怕，努力的天才才可怕。’我没想过开学第一个星期图书馆就被占满了，一直到学期末都没有空位。”他打趣地说，刚开始觉得学生一开学就去图书馆抢座位很夸张，但后来也因为这样的群体压力让他更专注学习，他认为学校学风很自由，系上有200名学生只有14名老师，每个人能分享的资源有限，但大家都很尽力学习，“学校什么都不管，但学校很幸运地招到一群很不错的学生，很多很可怕的同学逼着你不停地学习。”袁支翔聊起留学时的学习过程展现了十足的活力，在他的眼里，积极是LSE的学生的特质，且擅于规划生活，不论是课外活动或者创业，每个人都有多采多姿的生活，但这些外人眼里的“高材生”并不骄傲，只是很积极地踏稳每个生活步伐。
袁支翔留学返台后重返电影圈，于2014年金马奖后与香港电影导演许鞍华合照。
“出国前很多人对我说‘浪费一年好可惜呀！你应该留在工作岗位上冲刺，也许可以累积更多。’但我觉得每个决定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不急着要在当下看到收获。”他笑说，拿到硕士成绩单后，看着自己拿到优等（Distinction）成绩觉得很欣慰，“这划下了一个很好的句点，证明我做每一件事都认真投入。只可惜我在英国酒喝得不够多，这是真正的英国文化呢！”袁支翔敞怀大笑。
直到现在，袁支翔直说自己很幸运，“一回国就能参与这麽受大家青睐的电影制作，这也是自己第一次参与制作，可以跟优秀的制片人叶如芬学习很幸运。”目前，他手上有越来越多案子从前期开始参与，包含剧本和案子开发，他谦虚地说自己也在边做边学习电影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