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游学欧洲十年，穿梭欧亚大陆。
《华闻周刊》：您认为现在世界各国之间是否需要民间外交？民间外交在促进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陶景洲：首先，很多正式外交之前的工作都是由民间外交来做的；其次，化解对抗的局面，也需要依靠民间外交。很多时候，在官方外交行不通的情况下，需要民间外交来发挥作用。例如中日现在的情况，官方的渠道已经变得不通畅了，在出现这种僵局的情况下，需要民间外交去化解、周旋，去打通渠道。
《华闻周刊》：您曾经参加过哪些民间外交的活动？具体来说，这些活动对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陶景洲：据我的了解，这样的活动有很多，我对于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比较了解。例如，2008年一些国家抵制（北京）奥运会，很多国家的元首不愿意去中国参加奥运会。当时就有很多民间人士和机构，在做一些工作，通过民间的努力来打通渠道，通过各种关系来游说元首的顾问机构。这些努力在化解外交僵局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又比如，有些国家的元首接见达赖喇嘛，导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官方外交渠道变得不畅通了，这时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民间人士在中国做相关的周旋。英国首相卡梅伦即将访华，其中既有官方外交的努力，也有很多看不见的民间外交活动家的努力。
当然也有一些不那么成功的民间外交的例子。例如挪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之后中国对挪威采取了很多制裁措施，民间外交方面虽然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暂时还未看到两国关系改善的迹象。所以民间外交的努力最后能否达到效果，主要还要看官方是否有“顺水推舟”的愿望。
我们大家其实都在无意间参与了民间外交，尤其在这种全球化的形势下，大家无形中都在扮演着民间外交家的角色。
《华闻周刊》：相比于传统的外交方式，民间外交是否需要不一样的技巧或智慧？
陶景洲：这是肯定的。民间外交家需要能够调动起各种各样的渠道，例如私人的关系、在以往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联系等。举个例子，在SARS（非典）流行的时候，各国的政要都不到中国去了，唯一去中国的是当时法国的总理拉法兰。这些历史上的积累，使得拉法兰现在虽然退下来了，却依然能成为促进中国和法国关系的有影响力的民间推动者，现在中国和法国之间一旦遇到什么障碍，需要民间推动的时候，往往会去找到这个人。他与巴黎的商会、协会也有一定的联系。当然，民间外交的很多活动，背后其实有官方色彩，很难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割裂开来。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故意地去保留一些模糊地带或灰色区域。比如中国的对外友协，它从事的到底是民间的外交还是官方的外交呢？这个很难界定。尽管它理论上是一个民间的组织，但实际上带着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
《华闻周刊》：民间外交相对于传统的官方外交，它是否有一些局限？它主要面临的困难在哪里？
陶景洲：困难在于，它一般都是在官方外交走不动的情况下，或者说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大家才想起来用的一个渠道，因此它的开展往往面临更为恶劣的环境。而且，它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是一个慢活。所以民间外交，需要从事者有很高的外交智慧，这样才能把一件件具体的事儿处理好。
《华闻周刊》：所以说民间外交对个人或机构的能力要求非常高？
陶景洲：是的。他们要有很好的交际能力、应变能力，对他们的要求比较高。
《华闻周刊》：您认为目前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更多借助民间的努力来解决的？
陶景洲：比如中美意识形态对抗、中美之间互相的不信任感以及各种摩擦等等，这些都没办法通过正式的官方外交的方式去完全解决。还有针对一些我们尚未建交的国家，就更需要民间外交的努力，要依靠民间外交的力量去做一些前期的尝试。
还有中日之间，要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保持经贸关系以及探讨两国在保持地区稳定方面应该怎么办等等问题，都需要民间的智慧。
《华闻周刊》：在您与其他国家的人士交流的过程中，是否有通过沟通消除了分歧或误解的例子？
陶景洲：有很多这样的事儿。比如有一些外商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受到的是歧视性的待遇。他们甚至有疑问，中国是不是不再欢迎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了？我们作为律师，会尽量来做一些解释或说服工作，会告诉他们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规定为什么不是歧视。相对于官方的宣传，我们这种来自民间的解释，在外商看来更具有可信度。
《华闻周刊》：所以如果总结一下，您认为民间外交相比与传统的官方外交，最主要的优势是什么？
陶景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润物细无声”，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柔性的影响。
图：1981年，北大法律系77级师生留念。后排右一为李克强（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左一为陶景洲，前排左二为龚祥瑞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