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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12日，英国新冠死亡人数过万，成为全世界感染新冠死亡人数第五高的国家，这一天，也被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称为“阴郁的一天”。

疾病和疫情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在人类抗疫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令人深思的故事。

本文作者LEO LIU，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历史和旅游爱好者。伦敦的中国城附近有一座被移走了手柄的铸铁水泵，引起了LEO的注意。这不是普通的水泵，是为了纪念近170年前英国人的一段抗疫故事。近日，世界各国就新冠病毒起源又有争论，但水泵所代表的科学求真精神即便在现在也没过时。现将水泵的故事和他的思考编辑刊载如下。

在伦敦中国城所在的苏豪（Soho）区宽街（又译布劳维克大街）和剑桥街的交界处，有一座被移走了手柄的铸铁水泵。水泵有着深黑色的外表，不少人从它身边经过，却很少有人注意到。

如果你驻足停留，会发现在水泵的一旁，有一块纪念花岗岩牌匾。在不远的街角，还有一个以“John Snow”命名的酒吧。 

▲位于伦敦宽街和剑桥街交界处的水泵及酒吧

这座水泵为什么会矗立在这？纪念的又是谁？约翰·斯诺（John Snow）是否也和这个水泵有联系呢？

其实，这座水泵就是为了纪念被誉为“现代流行病学之父”的约翰·斯诺。1854年，他第一次用统计学和图像结合的方法，控制住了爆发在伦敦宽街霍乱。如果你仔细研究这座水泵背后的故事，对于正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启示。

霍乱是一种致命性极强的疾病，可引起严重急性水样腹泻。至今，它还和鼠疫一起被中国列为甲类传染病。而现在我们正在防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只是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来防控。

在19世纪，霍乱自印度恒河三角洲开始蔓延，随后的七次大流行使各大洲的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

19世纪早期，霍乱分别在1817—1824年，1826—1837年和1846—1860年在全世界大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那时的英国正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顶峰，当时首都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

但伦敦卫生状况令人堪忧，拉马车的马匹在道路沿途留下马粪，人们修建的地下污水坑收纳的粪水不时溢出，导致城中臭气熏天。

▲1850年左右的伦敦

1831年英国大规模爆发了霍乱，1849年又再次爆发，两次爆发都造成了超过五万人死亡。

然而，到了霍乱第三次在欧洲大规模爆发时，英国却控制住了疫情。而同期在俄罗斯爆发的霍乱却造成了超过100万人的死亡，那么英国是靠什么控制了这个传染病呢？

这主要归功于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亨利·怀特海德（Henry Whitehead ，1825 —1896）和威廉·布德（William Budd，1811—1880）这三人，他们成功地发现了霍乱传播的途径。

▲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肖像及签名

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约翰·斯诺。斯诺于1813年3月15日出生在英国约克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他14岁时就跟随叔叔的朋友学医。

17岁时，斯诺作为学徒到纽卡斯尔地区行医，他也在这个时期首次接触了霍乱。

后来，斯诺来到伦敦后，先后在Hunterian医学院和伦敦大学开始接受正规医学教育。到了1837年，斯诺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医院工作。第二年，他因表现优异，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成员。

1849年，英国再次爆发了霍乱。当时英国社会包括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以及英国的王室成员都认为，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空气传染的。

但斯诺在纽卡斯尔第一次接触霍乱的经历，让他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那时他为治疗煤矿工人的霍乱，曾长时间在空气不流通的矿井和煤矿工人呼吸着一样的空气，但他自己却没有得病。

因此，收入微薄的他，花了200镑在当年出版了一本 32 页的《霍乱传递方式研究》（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小册子。在小册子里，他比较了伦敦不同地区的发病人数，正式提出霍乱不是空气传播，而是通过水传播，但他当时无法在这书中进行令人信服的论证。

▲1849年约翰·斯诺出版《霍乱传递方式研究》，首次提出水传播霍乱学说

1854年8月31日，在伦敦城内一些地区爆发霍乱后，伦敦苏豪区的宽街附近也开始有霍乱开始流行。

三天内，就导致三百多人死亡。一周内，这一地区的四分之三的居民逃离。这时，就住在苏豪广场第五街54号的约翰·斯诺并没有逃走，而是毅然深入社区开展调查。

他向注册局（General Register Office）要到了死亡名单。随后在瘟疫肆虐的街区，争分夺秒地询问，了解病人的日常活动情况，将发病的人数用小短横线在地图上标识出来，再在地图上标出了周围的每一个水泵和水井。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霍乱死亡地图”。从这张地图中可以明显发现，宽街水泵附近的病例要比其他水井的多。

▲约翰·斯诺调查伦敦宽街霍乱时制作的地图，他用黑色的小短横来标示霍乱死亡病例，可以明显看出图中左上的宽街水井周围的死亡案例较多

9月7日，他在伦敦苏豪区圣鲁克教堂的一名助理牧师，也就是亨利·怀特海德的协助下向教区作了汇报，提出了建议。

斯诺在事后写给《医疗时报和公报》的信中这样介绍：

 “在地图中，我发现几乎全部的死亡案例均在宽街水泵的短半径中。只有十个案例是围绕另一个街的水泵。而这些远离宽街水泵的案例中有五个死亡病的家属告诉我，他们经常到宽街的水泵取水，而不是更近的水泵。在其他三个案例中，三个孩子均去宽街附近的学校读书。

至于从地理位置上属于该水泵的居民死亡案例中，有61名曾经饮用过宽街的水泵水。

调查结果证实，除了以上提到的水泵饮用问题导致的人群外，没有其他导致霍乱流行的原因。

9月7日，我拜访了圣詹姆斯教区负责人，汇报了有关情况。随后的第二天，水泵手柄被卸下。”

但是这一水泵的水如何被污染的？为什么在水泵手柄被卸下后，霍乱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未得到彻底解决？坚持空气传播的人也不断提出质疑。

斯诺和亨利·怀特海德随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他们发现了更多的线索，比如宽街附近的雄狮酿酒厂（Lion Brewery），没有一名工人患有霍乱。这是因为啤酒是免费的，工人们每日喝啤酒，没有饮水泵的水。

苏豪区离宽街不远的一个收容所有535人，也几乎没有霍乱病例。他们分析认为，这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水井，同样没有喝宽街水泵的水。

这次死亡案例中有两个离宽街非常遥远的霍乱死亡病例。经过询问，他们发现死者曾经住在宽街，死者怀念那口井水的味道，会让仆人每天从宽街用推车给她打一大瓶水，她最后喝的一瓶水是在8月31日，也就是疫情开始时从宽街水泵灌装的。

位于宽街的南华克和沃克斯豪尔自来水公司，将生活污水污染过的泰晤士河水，直接连接到住户家中，进一步扩散了霍乱的传播范围。

怀特海德牧师调查到在苏豪区宽街40号的一名叫路易斯的妇女，她的一名女婴在8月31日前就死于腹泻。这名妇女将洗过婴儿尿布的水倒进了宽街的一个污水池，而这个污水池离宽街的水泵的水井仅三英尺（0.9公尺）。

后来人们挖掘之后发现这个污水池的池壁早已损坏，污水可以渗透到水泵的水源，因此有可能这个污水池的水，污染了水泵的水。而女婴的去世时间表明，她是这次伦敦苏豪区霍乱的第一个病例。

1855年，斯诺将这些后续的疫情研究成果加入到了《霍乱传递方式研究》这本书的第二版中。

同时，他比较了两家水源不同的自来水公司用户患上霍乱机率，发现同一区的住户使用不同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导致患病率的不同。从而排除了霍乱是由区域性的其他环境因素造成，以此证明水是霍乱单一的传染途径。

▲根据约翰·斯诺的地图制作的示意图，蓝圈为这一地区的水泵，箭头所指为霍乱的传播水源——宽街水泵

而怀特海德将他的发现以及对苏豪区卫生状况的调查，写成了一篇内容详实的文章，发表在Macmillan's 杂志（这是本文学杂志，大概相当于现在中国的《读者》）上。

▲亨利·怀特海德（Henry Whitehead ，1825 —1896）

同一时期，布里斯托医生威廉·布德阅读了斯诺在1849年的文章，并认同其观点，在布里斯托霍乱期间采取措施并开展了调查，他的统计发现采取控制水源措施后，布里斯托14万人口中霍乱死亡的发生率从1849年的2000人下降到1866年的29人。

▲威廉·布德（William Budd，1811—1880）

在这一系列论证后，英国民众和媒体才逐步信服了霍乱水源传播的理论，从而在防控霍乱时大力宣传和改善饮用水卫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时为防控霍乱制作的宣传单

在宽街霍乱爆发后宽街的水泵手柄被卸下之后，霍乱得到控制，但是不是水传播霍乱的理论就得到认可了呢？不是的。管理者仅向公众声明了水的危害，却拒绝了斯诺的理论。因为他们认为，接受斯诺的理论意味着否认原有认知。

因此，水泵的手柄很快又被装上。直到怀特海德追查到最早的霍乱病例的污水就倾倒在附近，组织人们挖开水泵确认水被污染后，水泵才被彻底捣毁。  

后来，人们在原址上建了一个和水泵相似的水泵来纪念这一事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水泵。由于这个水泵充满象征意义，现在的公共管理人士和斯诺的纪念者还时不时给水泵装上手柄，以警醒人们。

那么，这座170年前的旧水泵，给当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我们又带来怎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三点。

首先，科学在质疑中才能得到发展。1849年斯诺提出他的观点时，《伦敦医疗宪报》（London Medical Gazette）驳斥道：“我们认为，完全没有证据表明病例的传播是由于水”。

在9月8日宽街水泵手柄被卸下，次日霍乱致死的人数降到11人，14日又下降到零。

但人们并没有给斯诺以英雄般的待遇。有著名学者批评斯诺的研究，既没有考虑到样本比率，也没有考量年龄、职业等变化量。质疑斯诺虽然指出水是造成传染的单一因素，却无法说出具体是什么导致了水被污染。当然，这些质疑是有道理的，但真理越辩越明。斯诺和怀特海德随后用一系列的细致事实和严密的逻辑，不断说服公众。

170年后，我们对未知世界的研究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的研究也一样，需要在质疑中不断深化，包括病源、零号病例、传播途径、防控措施等等都应该可以被质疑。但质疑者或被质疑者都需要像斯诺这些学者一样，冷静地用一系列的事实、数据、逻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恶意炒作、谩骂侮辱，更不能唯我独尊，拒绝批评和质疑。

科学认知是有过程的，是需要时间的，是各种因素结合的结果。1849年斯诺提出水传播霍乱的理论，1854年在怀特海德的帮助下控制了宽街霍乱的恶化。到了1855年，在第二版的书中，才完善了他的论证。但还得等到1883年，柯霍（Robert Koch）发现霍乱弧菌，斯诺当初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病原才得以水落石出。

▲霍乱弧菌

其次，任何的科学认识都是经过反复论证，不断完善补充，才能真正做到完备的。而且这种认识的快慢、程度的深浅还受许多因素影响，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

我们不知道如果领着微薄薪水的斯诺，没有花重金出版他的著作，这个理论还会被埋没多久；不知道如果没有注册局提供的死亡名单，斯诺能否快速地调查并绘制地图；不知道如果没有怀特海德的帮助，得以让苏豪教区的管理者及时采取措施，后期又帮忙追查到首宗病例题，这个理论还要多久才能被公众接受。

170多年过去了，毫无疑问，现在借助科技发展，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测出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科学认知需要逐步深入，甚至会走弯路、会耗时良久这一规律。

所以，面对未知的世界，要求核酸检测立刻能百分百准确，所有的防控决策符合事后的一系列推理，更多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但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决策者，都应该将接近事实的本真、更优的决策作为追求目标，唯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在跌跌撞撞地不断前进。

▲约翰·斯诺曾经的住所挂上了蓝牌，在英国只有名人故居屋前才会悬挂蓝色牌匾

第三，通过科学的认知来改变成人们的行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在斯诺等人的努力下，一场霍乱被有效地阻止了，但伦敦卫生状况的改善却耗时良久。1848年，英国才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59年，这是在宽街霍乱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在斯诺逝世后的一年，伦敦才开展大规模的下水道改造工程。

巴泽尔杰设计的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工程历时6年完工，这才将伦敦的污水与饮用水源彻底隔离，直接排进大西洋。

▲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

而斯诺的水传播霍乱理论在英国收到很好的防控效果的同时，霍乱在俄国仍然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

在1883年霍乱病菌被测定，完整地破解了霍乱的传播源头和路径后，在1901年德国盖尔森基兴霍乱疫情爆发时，水传播霍乱的观点在德国仍未被接受。而有关霍乱的认识得到科学的回答后，霍乱仍然没有被杜绝。

斯诺逝世后，霍乱在1863–1875年、1881–1896年 、1899–1923年、1961–1975年在全球仍发生大流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霍乱第七次大流行于1961年始于南亚，1991年扩大到美洲。现在，霍乱在许多国家仍然阴魂不散。

不能仅仅依靠研发疫苗或特效药就能将疫病毕其功于一役，控制传染病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从这一点来说，要打赢传染病首先要做的是提高我们自身的科学素质、健康意识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1858年斯诺长眠于布朗普顿公墓。他所绘制的“死亡地图”也被后人认为是“数据可视化”的开端。

▲斯诺长眠的布朗普顿公墓

而手柄被拆掉的水泵也一直默默地矗立在伦敦街头，它身边既有熙熙攘攘的人流，也有躲在暗处的病菌，它提醒着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的认知和行为，水泵的手柄又会被装上。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华闻派立场。

Reference:

Simon Garfield著，郑郁欣译. 地图的历史：从石刻地图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 2014-01-24, 马可孛罗出版社. ISBN：9789866319969.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Tropical Medicine,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The John Snow Society.   http://www.johnsnowsocie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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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now. To the Editor ofthe Medical Times and Gazette. Medical Times and Gazette 9: 321-22, September23, 1854.

UCLA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Field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John Snow Site. http://www.ph.ucla.edu/epi/snow.html

The Reverend H. Whitehead. TheBroad Street Pump: An Episode in the Cholera Epidemic of 1854, Macmillan'sMagazine, Volume XIII, Nov. 1865 - Apr. 1886, pp. 113–122

Robert Moorhead, William Buddand typhoid fever, J R Soc Med., 2002 November; 95(11): 561–564, Retrieved 7March 2010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Tropical Medicine,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The John Snow Society:   http://www.johnsnowsociety.org

卫夕. 1854年，守夜人雪诺如何在伦敦大战传染病夜王？https://xueqiu.com/1803026560/140793587

世界卫生组织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cho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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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EO LIU 编辑 彭琳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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