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期间，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且特殊、艰辛而有趣的故事。会议地点几度变更

七大会议地点的确定反复了许多次，最终才落脚到了延安杨家岭。当时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因此就必须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 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党的七大，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可供大会用的礼堂。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还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觉得安塞县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代表来往十分困难；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许多问题难以衔接；三是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通过反复权衡，安塞方案被放弃。之后，有关部门就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供应不上那么多人的饮用水；而且水质也不好。因此不得不另找地方。 最终，经多方权衡，延安杨家岭正式成为了中共七大的会址。作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相对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自制“马兰纸”印报告

在七大召开时，由于战争环境，当时的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赶印大量的会议材料，而纸张又恰恰是最奇缺的。这难不倒具有创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陕甘边区，路边旷野长着一簇簇绿色的马兰草，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一种很好的造纸材料。 于是，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以当时遍地都是的这种廉价的马兰草作原料，采用土法上马，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包括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都是用这种马兰纸赶印的。“服务团”艰难坎坷赴延安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历尽艰辛才到达了延安。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关系护送来的；还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 在东南局，这支由代表和护卫队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六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服务团”遭到了伪军的包围袭击。这天一早，负责医疗工作的钟明起来到外面查看动静，发现敌人的迫击炮弹已打到隔壁院子里。发现敌情后，他立即返回驻地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药箱。当时村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钟明只好和卫生员机智地翻越后墙，躲入玉米地里。后来在群众的帮助和游击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服务团”，最终到达了延安。代表忙里偷闲搞文艺

七大期间，代表们的业余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难得有片刻的闲暇，代表们回到延安，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在七大召开的50天里，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体育活动和电影晚会、歌剧、话剧等文艺演出。会议休息时，有的代表在院子里聊天，有的则抓紧时间打乒乓球或康乐球。 会议期间还在每个星期六晚上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谊舞。同时，延安还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和《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这是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七大代表们准备的节目。除了舞会、话剧，七大期间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本报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