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社会出现，人类一直在找寻优质的制度和国家形式。其间充满血腥和眼泪。我们虽尚未找到“绝对文明”的制度，却在此过程中见证了最不好的制度——极权。不管极权以何种绚烂的外表出现，我们都已经能对之辨识，得出共识的结论。这种能将人性之恶无限放大的制度，恰是人类在血海中轮回的元凶。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极权，不管它们曾让国家走向何等的繁荣，都会将民族带向必然的灾难。正因为对极权制度的恐惧，有人对之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和怀疑，并努力撕开它们虚伪的外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便是其中一个。

在奥威尔的《1984》中，他天才般地指出如“大洋国”这样的“理想国”的致命缺点：当每个人幸福的标准和幸福的方式都必须保持一致，该“理想国”便成为洗脑之国、专制之国。无论监视国民还是篡改历史，甚至清除“思想犯”，它们都被冠以崇高的理由，并施之以最残忍的手段。除了迷人的文字本身，这部作品对极权主义之本质揭露，在今天仍有锋利的价值—— “大洋国”仍在我们的空间里处处再现。它们有的走向衰亡，有的仍在日益强大。时代与文明的进步并未完全遏制“大洋国”，自由的能力因科技道高一尺，“老大哥”的手段却也因此魔高一丈。

《1984》诞生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因为人类对极权社会的恐惧、痛恨和反思，其价值被一次次唤醒，它的社会意义渐渐超越了文学意义本身，变成反极权主义的思想符号。那些金玉其外的宪法，不被保护的权利，严禁讨论的话题，无孔不入的监视，必须接受的洗脑，相互残忍的出卖，种种《1984》之中描述的极权主义形态仍广泛地存在。它们虽然变幻着迥异的外表，却保持着始终不变的内核。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能看到它可怕的影子。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在简单的意识形态上进行持续的恐怖威胁，它的核心是谎言。“如果法制缺失是独裁政府的核心，那么恐惧则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核心。极权主义统治下，所有的传统、价值、习俗、法制和政治团体都会被毁灭，而所有行为，无论个人和集团，都会被恐惧所控制。”她写道。

有无数创作者对《1984》表达敬意，延伸它的假设，模仿它的情节，借用它闪亮的符号。从文学到影视，其中不乏精品，它们延续着《1984》的精髓，也警示着极权主义复活的多种可能。刚上映的韩国电影《雪国列车》中，我们又看到了封闭在一辆末日列车里的“大洋国”。与《1984》里的温斯顿最终接受洗脑的结局不同，末日列车的抗争者们在被“老大哥”告知必须接受往复轮回的命运后，他们选择了与老大哥和列车同归于尽。我们也见过沃卓斯基兄弟的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另一种结局，面对强大到无法战胜的机器统治者，主人公用自我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暂时的和平。

是接受洗脑，还是争取共处，亦或是选择同归于尽？身处不同的时代和处境，我们很难判断哪一种更为划算，而划算与否也非人类生存的意义。因对自由的向往和精神世界的追求，我们有时会选择无关功利的结局。

报社的实习生不相信朝鲜如外界描述的那么糟，“如果是那么可怕的一个极权国家，人民早已经如利比亚那样揭竿而起。”我对此无法回答，因为我不在那里，我只能让她们多访问些在英国的脱北者，以期得出朝鲜更为真切的原貌。但我能肯定一点，很极端而糟糕的统治之下，反抗未必会一定发生；即使一定会发生，也不一定是这些年就会发生。斗争是漫长的，而忍受可能比斗争更为漫长，这是人性的优点，也恰是人性的缺陷。现实中的极权手段，其力量、效率和凶狠远远超过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想象。除却看得见的监视，那些看不见的威胁更会令你毛骨悚然。从睁眼时便开始的洗脑悄然改造你的灵魂，让你的一生都毫无意义。中国经历过这样的岁月，今天仍羞于面对这样的岁月。虽然政府说会坚定不移地沿着“正路”走下去，我们仍感觉到从“老大哥”到自己对未来之路深重的怀疑。

近日，每天必呼一遍“官员财产公开”的法律学者徐昕之微信号被注销，而被关了多半年的薛蛮子取保候审走了出来，他“后悔”的罪过和刑拘他时的理由互不相干，却不影响官媒不失时机地抛出“如果不自律，你就是下一个薛蛮子”的恫吓。这情形似曾相识。在中国高力度的反腐的同时，那些事儿也丝毫没有放松。不管政府如何解释说这样的管控是出于发展的需要，我们仍会对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忧心忡忡。

一个精神自由的国度，不会刻意去问人民“你幸福吗？”这样奇怪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此时的中国绝对不是最好的时代，也绝不是最坏的时代，它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终取决于我们决然的选择，而非“老大哥”傲慢的恩赐。

保持善良和怀疑在这个过程里至关重要，保持清醒和克制也不可或缺。在迎接真正伟大的时代到来之前，我们既要有对付“老大哥”的政治智慧，还要有和小秘书斗智斗勇的游击哲学。

（文/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