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尽头，他是一个叫做艾里克·阿瑟·布莱尔的普通人……

像很多英格兰的小村庄一样，位于伦敦西北方向五十英里处的达萨顿·考特尼(Sutton Courtney)看上去平淡无奇。泰晤士河沿着村子的北部边缘蜿蜒流过，如同村里居民的生活般不疾不徐。

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埋葬在此，这里可能很多年都难有外来访客。这位作家生前与这个村子并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他之所以被埋葬在此，则是因为其临终的愿望是能够被埋葬在“一个乡下的教堂墓地里”。

在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公开发表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其笔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早已闻名世界，但在他位于达萨顿·考特尼教堂墓地的简朴墓碑上，我们却只看见了这样一段话：“这里长眠着艾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7月25日出生，1950年1月21日去世。”

在生命的尽头，他是一个叫做艾里克·阿瑟·布莱尔的普通人，普通到如果人们不去读墓地南门上的说明，很可能不知道其中有一块墓碑属于那个叫做 “乔治·奥威尔”的作家。在这块墓碑上只字未提“乔治·奥威尔”的声名以及与之相伴的成就，一切都留给世人去评说。

作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的艾里克·阿瑟·布莱尔，与作为作家的“乔治·奥威尔”，既相关联，又相疏离……

事实上，作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的艾里克·阿瑟·布莱尔，与作为作家的“乔治•奥威尔”，既相关联，又相疏离。这种既相关联又相疏离的状态，同样也可以用来描述《1984》这部作品与它的作者之间的关系。

出生在英属印度比哈尔邦摩坦赫利的一个政府下级官员家庭的艾里克·阿瑟·布莱尔，自称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偏下，即没有钱的中产家庭”。而其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与工人阶级更为接近，贫穷和疾病更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早期阅读了大量的萧伯纳、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在他以“乔治·奥威尔”为笔名所写的很多作品中也呈现出了英国工人阶级及下层社会的贫困。

在写作《1984》之前，他已出版了《缅甸岁月》、《猎象记》、《巴黎和伦敦落魄记》、《向卡诺尼亚祝敬》和《动物农庄》等作品，左派的特征已十分明显，但他同时又保留了对当时英国社会盛行的左派思想的反思。

这种反思，同样可以在他的书信中看到：在1938年12月20日，乔治·奥威尔在《致弗兰克·杰利尼克一封信》中这样说：“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不认同‘凡是能推动该党事业进步的都是正确的’论调。”

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对乔治·奥威尔的思想立场构成了影响，这可能是他后期的作品中开始更多地反对极权主义的原因。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属下某营军官的身份到前线去参战，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并经历了由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

对极权主义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1984》之中。1948年，45岁的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1984》这本小说。据称他最初将小说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但是在该书于1949年6月出版前，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Frederic Warburg)建议他换一个书名，他后来决定将小说取名为“1984”。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把当时所在的1948年的最后两个阿拉伯数字调换了一下位置，以《1984》作为小说的名字，以表现一种错位的讽刺效果。

这种错位的效果在该小说开篇时的描写中得到了呼应，小说开篇时说：“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在《1984》中，描绘了一个恶的、反面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世界中宣导的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以及“无知即力量”，小说所具有的强烈讽刺色彩，被认为是体现出了鲜明的反极权的思想。

在逝世7个月前的1949年6月16日，乔治·奥威尔曾在写给联合汽车工人工会“Francis A. Henson”的信中写道：“我最近的小说《1984》不是为了攻击社会主义或我支持的工党，而是揭露扭曲……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该书出版后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当年的伦敦文学圈，一度出现无人不谈乔治·奥威尔的现象。

“1984”所讽刺的一切从未离我们远去，不过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变幻了模样，穿上了新衣。

对于作品与其作者的关系，乔治·奥威尔自己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位作家的早期经历，那么就无从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作品的主旨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确实如此，而我们目前处身其间的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但在他真正动笔开始写作之前，势必已经确立了他的情感立场，且此后再也不可能完全脱开这一立场。”

不过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读者在阅读作品之时同样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意义的建构。

后人把《1984》、 《我们》以及《美丽新世界》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但这个指称本身就可能产生歧义和误会。

这个误会首先来自对Dystopia这个词的翻译。Dystopia，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反面的乌托邦主义”或者说是一种“解乌托邦主义”，这显然并不等同于“反乌托邦主义”(Anti-utopia）。

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源于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传统的“乌托邦文学”充满热情地描述对乌托邦的向往，强调整体利益和秩序，并认为科技的进步与极权是实现乌托邦的重要条件；而“反乌托邦文学”和“解乌托邦文学”，则都是对这种传统的乌托邦主义所宣扬的秩序及幸福的悖反，更多地主张个性与自由，认为科技的发展与极权的统治，将使得人类的情感、个人思想以及历史感被剥夺。但“反乌托邦文学”与“解乌托邦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其手法的差异。前者是对乌托邦的反叛，采用的是一种严肃的现代主义的方式，而后者则是对乌托邦的解构，往往采用的是一种错位的、戏谑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

虽然《1984》的成书时间是上世纪40年代，比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 “解构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60年代还要早二十年，但在该书中却体现出了对乌托邦主义进行解构的意味，当然，这种意味不像后来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所著的《莫斯科2042》那样强烈。

在《1984》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错位的、夸张的叙事手法，它对传统的乌托邦主义所宣扬的价值体系形成了消解，这更接近于一种 “解乌托邦”的手法。

今天，乔治·奥威尔及其创造的作品，已逐渐成为一种象征，在西方的新闻媒体上我们更经常看到“奥威尔主义”(Orwellian)一词。《1984》所创造的“老大哥在注视着你”、“双重思想”以及“新词”等等都已成为了一种符号，它们既与作品本身相关，又超出了作者创造这部作品时的想象与意义。

这些由《1984》所创造的话语体系以及概念符号的常用常新，一方面说明了这部作品的不朽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了《1984》所讽刺的一切从未离我们远去，不过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变幻了模样，穿上了新衣。

（文/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