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中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堂发教授接受了《华闻周刊》的采访，就“狗仔文化”和“狗仔队”所涉及的新闻领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华闻周刊》：文章出轨事件让国内的“狗仔文化”浮出水面，新华网发文称不能任由“狗仔文化”泛滥成害，但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反对。对此您怎么看？

陈堂发：就此事件而言，个人认为，社会公众人物的婚姻观、家庭观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因为对于社会公众人物的那些年轻“崇拜者”们来说，公众人物的家庭生活态度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效应，这种实在的社会影响与公众人物私人生活宁静相比，有着更为优先的考量价值。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夫妻双方拒绝婚外情是法定义务。“狗仔”的盯梢如果没有涉及那些令人尴尬难堪性质的隐私事项，虽然“狗仔”完全出于逐利动机，但其行为的副产品还是有些微的社会价值的。相信该事件的当事人在这起“不幸”遭遇中会有所反思。

“狗仔”盯梢的行为动机大多是不道德的，但判断某一行为总体上是否道德，还应考虑该行为产生的客观结果，只有将动机和结果一并考虑，对该行为的道德评价才是理性、合宜的。以行为结果取代行为动机固然不能正确评价某一行为道德与否，但以行为动机取代行为结果来评价行为的道德性，同样不可取。所以，抽象地讨论“狗仔”的盯梢，难以形成社会共识。

《华闻周刊》：在 “狗仔队”跟拍明星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涉及法律法规的问题？又会遇到哪些富有争议的新闻伦理问题？

陈堂发：无论普通人还是社会公众人物，都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人身自由权。这种人身自由权意味着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也许道德规范不许可这样做）自然人的人身活动自由不受侵扰与限制、个人生活的宁静不受打扰。“狗仔队”跟踪超出必要的度而直接影响到被跟踪者正常出行与家居生活，致其感到不便时，侵害人身自由权问题就产生了。跟踪偷拍明星的目的在于猎奇私人生活与私人空间，可能触犯他人的隐私权益。明星在正常合理与合法的人生轨迹范围内所拥有的纯粹私人生活应该得到尊重，在典型的私人空间里生活状态也应该得到尊重。隐私权保护的社会意义就在于维护个体在遵守法律规则前提下有着“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尊严与羞耻感。

面对大量的无聊素材偷拍，媒体人能否坚守“不卖”品格、抗拒消费者低俗消费欲望，是最大的伦理问题。明星出行购物、会友吃饭、亲子出游、个人嗜好，甚至私用物品牌、型号等，都成为偷拍内容，如果没有终端的刊载媒体与粉丝群消费，“狗仔队”就失去动力之源。所以，媒体拒绝了某些内容，就等于尽到了引导的社会责任。

《华闻周刊》：不可否认，“狗仔队”的爆料中，不少具有新闻价值和新闻市场，例如去年的张艺谋超生事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关注。请问在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相冲突的时候，您认为应该如何取舍？

陈堂发：记者采写所得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仅是媒体检视稿件是否公开刊播的条件之一，除此之外，还应考虑稿件及其形成过程所生成的其他类属价值，比如职业道德价值，最好的新闻作品是包含新闻价值在内的所有类属价值之间能够兼容，没有凸显的价值冲突。

“新闻价值优先”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绝对命题。记者通过犯罪手段或违法手段获取的新闻，即使有显著的新闻价值，该新闻也不值得采用，因为以破坏法律价值为代价而去倡导另一种价值，是无意义的行为。

没有不可撼动的“新闻价值”，也不表示新闻价值应该为一切其他类属价值让道。“狗仔队”爆料行为如果针对的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与人格尊严、羞耻心不是高度相关），多少与公众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共享价值有直接的联系，而且“狗仔队”所采取的手段并未明显侵入私空间，或者并未将事件本身性质向 “恶”的境地推动，那么，采取低于高标准职业伦理要求的手段获取的新闻，也在可取之列。与之相反，则宁取新闻伦理而舍弃有价值的新闻。

《华闻周刊》：还有哪些关于“狗仔队”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的读者分享？

陈堂发：早几年国内某明星夫妇的孩子因出生时有先天健康缺陷，一些娱乐记者事先就已得知信息，日夜在产妇所在医院附近或医院内守侯，试图面访来医院探望婴儿的父亲，了解详细情况。婴儿父亲为躲防记者，只得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夹上病历记录板， “全副武装”，才能接近自己产后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婴儿。家庭的不幸却成为娱乐记者挖掘新闻的“富矿”，让明星困苦不堪。

因为香港媒体商业化程度更高，其“狗仔队”为了获取独家喷血的新闻，往往有着更为出格的行为，在明星的性、腥上做足文章。如2006年3月，香港一家娱乐杂志大幅刊登报道了《高难度拍摄×宅首度曝光，闺房纵欲30日，×××吸干××》的图文报道，“狗仔队”通过×宅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先后三次远距离地偷拍主人在其豪宅里“闺房纵欲”照片，细致记录了两人激情互吻、解衣袒胸的欢爱过程。明星地下派拖、婚外情、一夜情、多角恋，尽成“狗仔队”的猎物。

（本报实习记者 何思佳）

受访者简介：

陈堂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权利与规范”、“媒介与政府”。开设本科生课程《新闻伦理与法规》、《新闻文化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媒介伦理学》。近年来出版专著、合著5部，发表论文60余篇，30多万字，其中近30篇为CSSCI来源期刊论文。目前在研的国家科研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