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学教授和中国媒体中心主任戴雨果(Hugo de Burgh)接受了《华闻周刊》采访，谈到了他对西方“狗仔队”的看法。

《华闻周刊》：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采访和偷拍娱乐八卦新闻及明星隐私的记者称为“狗仔队”，西方社会怎么定义“狗仔队”？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西方的“狗仔队”文化和历史？

戴雨果：西方的“狗仔队”历史悠久，和中国的“狗仔队”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跟拍明星，也跟拍政治人物和其他社会名流。此外，“狗仔队”的主要工作是拍摄和摄影，而不是采写报道。有时候，“狗仔队”们会提供一些新闻素材，例如告诉记者他们看到名流的动作和衣着等等，但是他们并不会参与报道的采写。一般而言，西方“狗仔”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媒体，这是一个跟踪拍摄的特殊职业。“狗仔们”探听名人消息，四处寻觅他们的踪迹并进行拍摄，把照片贩卖给报社或其他媒体。有时候，媒体的责编和记者会挖掘一些值得报道的新闻点，并告诉“狗仔”，例如“我们最近需要一张某热门事件的好照片”。“狗仔”听到消息，就会试图拍出精彩的照片卖个好价钱。他们一般会把照片卖给杂志或者报纸，也有一些拍摄录像的记者会把录像卖给网站或者电视台。

《华闻周刊》：轰动一时的“窃听门”事件使公众开始关注和反思新闻报道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您怎么看“狗仔”在拍摄新闻过程中对名人隐私的侵犯？

戴雨果：在欧美国家中，“狗仔”和记者是不同的，他们各司其职。默多克的“窃听门”事件中，进行窃听、侵犯他人隐私的是记者而不是“狗仔”。“狗仔队”往往只负责拍摄照片或者录像，并不进行采访，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窃听他人的隐私。

大报的记者也有可能在采访中侵犯他人隐私，但他们绝不会参与跟踪和偷拍的工作，他们认为“狗仔”的工作是“有失体面”的，会损坏报社的形象。所以通常他们只会从“狗仔”手中购买他们觉得值得刊出的优秀照片，而不会身体力行去跟拍名人。

《华闻周刊》：在 “狗仔队”跟拍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涉及法律法规问题和社会伦理的问题？

戴雨果：英国确实有一些法律规定来约束“狗仔队”的行为。理论上“狗仔队”只能拍摄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中的照片。也就是说，“狗仔队”不能侵入名人的私人场所。当一位公众人物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他/她应该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拍，这种行为是正当并且合法的。

同时，就法律而言，狗仔队不能随意拍摄并贩卖非公众人物的照片。举例来说，假设一位名人和普通民众开始了一段恋爱，在报纸上刊登的时候，有时读者会发现，名人的面孔清晰可见，而普通民众的脸部则被打码或者技术性模糊了，这是出于保护普通民众的考虑。当然，现实中，为了追求新闻效果，很多媒体肆意刊登普通人的照片，缺乏对其隐私的保护和尊重。而当事人面对强势的媒体显得极其弱势，往往因为付不起高额的诉讼费而放弃追究。

通常情况下，只要不涉及损害儿童利益的情况，警方不会主动介入这种隐私侵权问题，这是“狗仔队”和媒体侵犯普通人隐私的情况持续出现的原因之一。

《华闻周刊》：您怎么看待“狗仔队”和名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对立的还是互相扶持的？

戴雨果：不少名人讨厌“狗仔队”，但是他们必须明白，既然自己成为了社会名人，自己的一举一动就会受到公众关注。“狗仔队”对他们的拍摄是合法且有新闻价值的。同时，也有很多名人享受被拍的感觉，其中一些名人甚至会特意把自己的行踪泄露给“狗仔队”以博取关注。他们对 “狗仔”态度友好，让其尽情拍摄自己精彩的照片。

《华闻周刊》：在中国，“狗仔队”往往被认为是一项危险且收入微薄的工作。西方的“狗仔队”生活怎样？收入如何？

戴雨果：“狗仔队”的工作很辛苦，要来回奔波于各个地方，追寻拍摄对象的踪迹。他们的收入不稳定，但是有时候，一张照片会卖出令人吃惊的高价。我采访过的一位“狗仔”告诉我，他拍摄一位名人发胖的照片为他带来了数万英镑的收入。有时候，他们拍到一个当红的明星或者当红事件当事人的照片，会获得高额的回报。当然，这样的好事并不常见，他们并不总能拍到高价照片，平均一张照片的价格也许只有几百或者几千英镑，但是，一旦拍到媒体们争相抢购的独家好照片，其售价就足够“狗仔”们享受相当长一段时间宽裕的生活。正是如此大的回报，让“狗仔队”在追逐名人时争先恐后，竞争激烈。

（本报实习记者 何思佳）

受访者简介：

英国媒体理论家和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学教授和中国媒体中心主任。2013年初，他所主持的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在中国播出，引发关注。现为中国国家外专局高端国际专家项目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