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到夏、商、周
自上古时期，有关性的观念与文化已经存在，性崇拜、生殖器崇拜已十分普遍。
《性的历程：中国“天人合一”的性学思想》一书中说：原民最初以鸟纹象征男根，这是因为鸟头与阴茎头相似；鸟生卵，男根也有卵（睾丸）；蛋白与精液相似，所以“玄鸟生商”的神话，其实也隐喻着对男性生育时所作贡献的肯定。那时人们便注意到，如果男子不与女子交配，女子就不会生孩子。
《周礼》上说，“镇圭”一尺二寸长，“天子守之”；“桓圭”九寸长， “公守之”；“信圭”七寸长，“侯守之”；“躬圭”五寸长，“伯守之”；此之谓也。
在古人看来，圭就是握在手上的阳具，谁的权力大，谁的生殖器就越大，所以圭成为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通称为“笏”。
今天通用的文字“且”，也有研究者认为其实就是男根的象形。不论是在甲骨文还是金文之中，虽笔画有异，形态则一。根据造字原则，“祖”字的由来是“示”在左边为神，“且”在右边为男根，合在一起，便是以男根祭神之意。
从夏朝君主桀开始，宫中就有女乐、倡优三万人，他凿地为夜宫，男女杂处。之后的商纣王则更甚，《竹书纪年》中记载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杯，男女裸相逐其间。宫中九市，为长夜之饮。”
据史书最早记载，同性恋现象最早可能始于黄帝时期。如《杂说》中称：“娈童始于黄帝。”在《周书》的《逸周书》中也有“美男破产，美女破居，武之毁也”之语。也就是说早在商周时期，已经有同性恋存在。
春秋、战国
这一时期性观念比较多样化。当时的儒家对性持开明的态度，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比如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但也主张有所节制，比如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他认为，人的欲求应该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即“中理”，只要达到了这个要求，欲求再多也不要紧。礼教在这一时期正在逐渐形成。例如《礼记·曲礼》中就提到了女子对待丈夫的五个原则，其中包括“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把与丈夫性交看成是女子必尽的义务。
道家这边，老子主张“无欲”，后来庄子又认为真正的快乐是清静无为。不过在杨朱那里，却是主张纵欲，因为他理论的核心是“为我”，认为欲是一种自然的需求，所以应该任情极性，而且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
这个时期对于房中术的研究已然出现，例如战国时期的《素女经》。
春秋战国时，据《吴越春秋》记载，楚庄王即位，“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晏子春秋》中记载，齐景公当政时是“左为倡，右为优”；而吴王夫差的后宫中也有宫妓数千人。
《左传》中有关的记载更不胜枚举。例如卫宣公，作公子的时候就与其父卫庄公的妾夷姜私通，生下了长子公子急，寄养于民间。登基后，立公子急为嗣子。公子急十六岁时，聘了齐僖公的女儿宣姜为妻，卫宣公因为听说宣姜美貌，自己又迎娶了儿子的老婆宣姜。春秋时代郑穆公之女夏姬年近四十时，与陈灵公及其两位臣子——孔宁、仪行父都有性关系，君臣三人甚至都持有夏姬的内衣，在上朝时拿出来相互嬉戏。夏姬号称是“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两卿”。
春秋初期，齐国宰相管仲设立“女闾“，被看成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后来各国纷纷效仿。而在战国时期，“私娼”也逐渐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男风存在。比如墨子在《尚贤》和荀子的《非相》中都有相关记载。在《战国策·秦策》中，荀息就建议晋献公给虞侯送美男，以便为进攻虞国做准备。《战国策》记载了魏王与男宠龙阳君之间、楚共王与男宠安陵君之间的故事，后来还有典故“龙阳之好”和 “安陵之好”流传后世，成为同性恋的代称。
士人阶层中潘章和王仲先的同性恋情也十分出名，两人情同夫妇，据传说两人同死后合葬，墓地上长出了一颗枝叶相报的树，被称为“共枕树”。
秦、汉、魏、晋和南北朝
秦朝时礼制得以建立，用法律劝导贞节，汉朝时期则开始用法律奖励贞节。后汉班昭做了《女诫》七篇，提出了女子的“三从四德”思想。
西汉时期，道家影响大，形成了房中养生学。这个时期流传的性学书籍的主要观点认为，男女性交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使女子怀孕、延续香火；二是为了通过性交吸取女子阴精，以滋补男性。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修宫室，把上万名宫人、女乐据为己有。
汉代帝王的宫殿中供其作乐的女子数量也不亚于秦朝。比如汉武帝公众蓄女18000人。据野史记载，汉成帝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结果吃春药过多，纵欲一夜后驾崩；东汉的灵帝则在西园建造了一座裸游馆，人们采来绿色的苔藓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裸游馆四周的流水澄沏见底，可以乘坐小船沿渠水游漾。灵帝常让宫女们坐在船头，挑选肌肤如玉身体轻捷的宫娥，手执竹篙、船桨驾驶着游船，在渠水中荡漾游乐。裸游馆渠水清浅，在盛夏酷暑，灵帝让人故意把将船沉没在水中，欣赏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的肌肤。
汉代的男风也大盛，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就有“与王同卧起”的男宠，并称一个太监是他的“枕戚夫人”。汉文帝，则宠爱邓通，并将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让他有铸钱币之权；汉武帝时，宠幸李延年，史书记载“延年与上卧起”；汉成帝宠张放，史书称：“与上卧起，宠爱殊绝。”
而汉哀帝与董贤之间的故事，则成为了“断袖”典故的来源。有一次，董贤和哀帝一起午睡，哀帝后来有事要起床，但袖子被董贤压住了，哀帝不忍惊醒他，就用刀把袖子割断了；当然也有女同性恋的故事，比如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后，便让女巫穿着男子的服装，在后宫像夫妇一样寝处。
魏晋时期，道家宣扬“采阴补阳”可以延年益寿。曹操也收罗“倡优在侧，常日以达夕“，并修筑铜雀台来蓄美女，并招募方士研究房中术。他的儿子曹丕则等曹操死后，把他的宠妾都收纳到了自己的后宫。西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3年下诏选公卿以下家庭的女子到后宫，并且下令选美没完毕前，天下禁止嫁娶。史书记载的南北朝时期的性事儿更为荒唐。比如前秦苻坚“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
隋、唐、五代
这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因此性观念也相对开明、开放，性生活自由度高。社会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也比较普遍。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妻子的贞节要求不那么严格，对婢妾的要求则更为宽松。
尽管唐律中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对男子休妻有一定的限制，但是男子真要休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非常多。同时，也有很多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
这一时期的房中术著作空前繁荣，但由于宋代之后实行性禁锢，很多已失传，其中房中养生理论成就最突出的当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隋炀帝杨广在其父文帝生病时，就逼辱文帝的宠姬陈夫人。后来他继帝位后又将大量宫女充斥后宫，并造豪华宫院，选良家女子数千居于此，以供其游幸。
唐代武则天临朝后，广置“面首”（男宠、情人），太平公主、韦后和上官婉儿等等也都热衷于此。这些“面首”多以“阳道壮伟”闻名，其中以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最为著名。
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宫廷艳闻也极为有名，杨玉环本来是玄宗的儿媳妇，唐玄宗看上她后，碍于辈分，就先策划其出家，再把其接回宫中还俗。两人之间的情爱，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生动的描写，玄宗得到杨玉环后，异常宠爱，以致“从此君王不早朝”。而杨玉环与安禄山之间的暧昧，也载于史册。
唐代的妓业达到鼎盛，官吏文人狎妓成风。名妓首推薛涛，很有文才，尤擅七绝。此外还有鱼玄机、关盼盼。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更多不胜数。
宋、元时期
性禁锢开始成为中国性文化和性观念的主流，盛行“理学”，其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人们的性需要被压抑与禁锢，男女之别更加严格。
具代表性的“房中理论”散见于一些医学著作和道藏著作中。例如北宋张君房编辑的道家类书《元笈七签》，引用道家关于长生的理论，承认房室生活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但是更主张节欲；南宋张杲所著的《医说》中，有“少欲终无累，神静自常安”、“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等养生诀窍，劝导人们清心寡欲、节制性生活；南宋陈自明所撰写的《妇人良方》中，则指出“夫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化之基，圣人设教，每论厥旨，后生莫能精晓，临事之日，昏尔若愚，是则徒愿贤已面疾不及人之谬也。”即是说夫妻性生活是十分正常的事，但必须有一定的知识指导，否者临到要做这事儿的时候，就“昏尔若愚”了。
虽然在“理学”盛行的情况下，主流观念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但在私下的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比如宋徽宗暗通妓女李师师，而李师师同时又与周邦彦关系亲密；宋理宗爱幸名妓唐安安，南宋末年贾似道“进倡优奉帝为游宴”，宋高宗则爱服用仙灵脾（一种壮阳药）；元朝末年的武将潘元绍，有七个妾。
另据《元史·哈麻传》记载，元顺帝时期，宠臣哈麻推荐一个西天僧入宫，这个喇嘛僧人教给顺帝房中术，称为“演揲儿”法。顺帝如获至宝，当即授给喇嘛僧人司徒的官职，让他在宫里讲授演揲儿法，顺帝悉心练习。另一个宠臣秃鲁帖木儿，为取悦元顺帝，又推荐了西番僧伽璘真给元顺帝，这位西番僧又教给了元顺帝“双修法”，也是房中术的一种。在这些“高僧”指点下，元顺帝到处搜罗美女，“惟淫戏是乐”。他与十位倚纳，成天在宫中行亵狎之事，甚至男女裸处，将他们所在的房室称为“皆即兀该”，意思是事事无碍，把后宫变成“欢喜佛场”。元顺帝最喜欢观看十六天魔舞。这个舞蹈起源于“菩萨”拒绝“天魔”以色相引诱的传说，是带有神秘气氛的“艳舞”。元顺帝喜欢天魔舞女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特意挖地道去会她们，以昼作夜。
明朝
性禁锢更趋严酷，大力提倡贞节，严惩不节不烈者。明太祖建国之初即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在明朝，寡妇守节，对全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益处；而男子嗜好处女的心理也进一步强化，失去童贞的女子不论具体情况如何，永世不得翻身，而检验是否处女的方法，则是极不科学的看初夜是否“见红”。
在晚明，开始出现了反对这种主流性爱观的新思潮。其中以李贽（字卓吾）为代表，他主张“自择佳偶”，肯定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好货好色”等欲望，都是善的。
明武宗沉迷于喇嘛教，在内廷建立豹房和邪淫寺院。据记载当时有个色目人叫于永，善阴道秘术，他对武宗说回回女体型好、美艳，比中原女子强，这引起了武宗的兴趣。于永假传圣旨，向当时一个叫做吕佐的色目人都督，索取他家的12名回女献给武宗，昼夜歌舞，武宗非常高兴，之后只要听说哪个侯伯家有回籍妇女就召入宫中；明人笔记中也记载有明神宗与宫女淫乐之事。
在明太祖死后，宦官和女官结为夫妻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这种现象称为“对食”，而和宦官发生男女关系的女官则成为“菜户”。明朝中期之后，这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宦官之所以还能“人道”，有的是因为阉割得不彻底，有的是宦官在得势之后，想办法使“阳具复起”，有的则是用别的方法代替性交，还有的只是“虚有形势”装装样子等等。
在明代小说如《绣榻野史》上，还记录了明代女性在严酷的性禁锢下，自己运用性具用以达到性宣泄的现象。常见的叫做“藤津伪器”，又名“触器”，民间称为“角先生”，它在明代不仅广泛流行，而且出现了双面的，供两个女性同时使用，即可运用于同性性行为中。
明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性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金瓶梅》、《肉蒲团》、《剪灯新话》和《绣榻野史》等。自明代下半时期以后，春宫图也特别流行，最为著名的画家是唐寅（即唐伯虎）和仇十洲（即仇英）。在时人看来，春宫图还有“压邪避灾”之效，如果把春宫图贴在门上鬼不敢入内，贴在灶头上则可以避火灾。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
清朝
清朝的性禁锢达到顶峰，主流观念大力弘扬贞节。同治之后，推崇贞操的思潮达到顶峰。文人也纷纷著书称赞“节女”和“烈女”。但到了晚清主张维新变法的思潮出现，对于这种主流的性爱观提出了挑战。比如康有为就从理论上批判“存天理灭人欲”，并大胆提出：“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则不能无交合色欲之事。”而谭嗣同对性封锁和性禁锢的反对则更为有力直接，说：“男女构精，持两动之机，毫无可羞丑。”
清初对禁娼法令甚严，但中叶以后，法令渐宽，这也大大促进了妓业发展。清朝的名妓虽然很多，但其才学与社会影响却不如前朝。但清末的赛金花却非常著名，她先是一位名妓，后来成为状元洪钧的妾，并随洪钧作为大使的眷属出国，通晓德语，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与联军统帅周旋，为保护当时的城市与民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平等阁主人《咏赛金花诗》中有云：“任意输情本惯家，联欢毕竟赖如花。银骢拥出宜鸾殿，争认娉婷赛二爷。”
清代的男风比明代更胜。就皇室而言，从康熙皇帝与考诚仁皇后所生的儿子胤礽，就是一个例子，康熙本来十分疼爱胤礽，很早就立他做了皇太子，但胤礽搞同性恋这件事，却让康熙大为恼火。1667年，康熙出征葛尔丹回来，下令把与胤礽有同性恋关系的两个御厨、一个小童以及一个茶店伙计处死。另据《清宫遗闻》称，和珅与乾隆也有一段同性恋的故事，即是所谓的“硃痕冥缘”。而清咸丰帝奕詝和优伶有过同性恋的关系，例如当时全国有名的小旦朱连芬，就常被召入圆明园，侍候皇上。另据潘季桐所著的《末代皇帝秘闻》所说，宣统帝溥仪从小也有同性恋的习惯，“小时候喜欢手淫，特别喜欢把漂亮的小太监叫到身旁，替我那样，而且我叫他们怎样，他们当然就怎样……溥仪甚至叫太监用口来替他手淫。换言之，也就是行同性爱罢了。”
而“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曾在《板桥自叙》中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民众之中好男风则也不少，袁枚在《子不语》中记载了一个少年车夫临终时向年轻貌美的男主人表露爱情的事。在《子不语》“双花庙”一节中还记载了两个美少年搞同性恋，有个恶棍要奸污他们，他们抗拒被杀，邑人怜之，为之立庙。
现当代
在中国现当代，出现过几次“性解放”的运动。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提倡个性解放，以及在两性关系上的自由选择。在文学作品上，以鲁迅的《祝福》和《伤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钱钟书、张恨水、郭沫若、谢冰心等作家的一大批作品为代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性爱观进一步发生变化。1949年建国之初，“性”曾经是最大的禁区，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性的观念开始变得更为开明。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性观念开始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没有一个社会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今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占到85%。这种百分比的变化在西方国家除了性革命，是几十年都不变的。
2004年，中国首都师大性健康教育中心对中国近30所大学一万名在校生性行为观念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有性行为的男大学生高达15.7%、女大学生为5%；而且，赞成婚前性行为的男大学生为57%，女大学生为26.7%。
另据2005年《参考消息》刊载的《英报评述中国人性观念变化》一文，福建省对200名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92%的受访者认为婚前性行为可以接受。在20项择偶标准当中，是否处女并不在其中。
1997年底，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常用于惩处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和“鸡奸罪”，从而使同性恋行为成功实现非刑事化。2001年4月，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同性恋的定性，将其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并将前者非精神病化。2004年12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央视论坛”播出《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节目，以正视的姿态来讨论同性恋。2005年9月，复旦大学开设同性恋研究选修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