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表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

2014年1月2日，英国 《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署名文章。刘晓明大使在文章中把军国主义比作日本的“伏地魔”。这个被刘大使比喻为日本“伏地魔”的“军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它在日本的历史渊源又是怎样的？在此进行简单的梳理。

按照一般的定义，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在《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一文中指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军国主义并不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无论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都可能产生军国主义。但现在人们所指的军国主义，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军国主义。

在1946年5月，日本文部省曾经发行过一个“新教育指针”，其中明确提出了该国对“军国主义”的界定：“1.军国主义的国家，要预想战争之发生而致力于军备；2.正如过去的日本，在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里，军人在社会上占优越的地位，并掌握实权；3.军国主义的国家里，经济与军备互相依托，财阀常关联于战争，支配时事；4.军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始终因战争之目的而受到统制，言论、思想受压迫；5.军国主义国家主张以战争解决国际间的问题。”

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源于其封建军国主义，而其军国主义思想则与日本的武士道有着密切的联系。

武士道、天皇制与军国主义

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了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了武士道，其内容包括日本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其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以及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核心是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

到德川时代，武士道已经不仅局限于武士阶层，而是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伦理，并作为国民道德的基础加以普及。

江户时代以前（1603年以前）的旧型武士道精神，要求武士忠于主君，信佛敬祖，崇尚武勇，重恩义轻生死，甘愿为主家和本家族的利益而捐躯。

在公元1232年（贞永元年），镰仓幕府制定了《贞永式目》，其中心思想是忠孝贞节的精神，要求下级武士对主君绝对服从，把主君作为亲生父亲来对待。这个时期的武士道，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

与日本这种“崇尚武勇”思潮相伴的，是同时期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并形成了日本封建时期军国主义的雏形。早在传说中的首代神武天皇发布的“诏敕”中，就有“八纮一宇”（将五洲四海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语，有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朝鲜南部），三次用兵，大获全胜的神话传说。后来历代统治者宣扬神功皇后开疆拓土的战功，并对她推崇有加。

16世纪，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及称霸五洲的计划。他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都大肆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扩张和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绵延不断且日益猖獗。丰臣还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并为此积极准备。

到了江户时代，武士道精神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产生了与儒家思想相联系的新型武士道。德川家康在取得全国统治权以后，于1605年，招清藤原惺窝的高足弟子林罗山为顾问。林罗山对朱熹学说颇有研究、倍加崇信。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1787年（天明七年）上台后，更把来自中国的朱子学奉为“官学”。这一时期的武士道，将“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职责，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家，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 “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

除了学校对武士进行以儒教为理念的武士道教育，与此举紧密联系的家庭教育也非常严格，教学内容包括“礼节、措词、自尊心、节约、勇敢、饮食节度”等，但最为主要的是孝德培养，因为“忠孝无二”、 “孝子门前求忠臣”，对父母不孝之子，而能对主君尽忠，是无法想象的。

18世纪末以后，日本社会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更多日本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但当时正统的观点是：“西学虽然有实利，但在知识与道德方面却很缺乏。”学者佐久间象山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在这种“和魂洋才”的指导思想下，一方面要求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更注重加强历来的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道德教育，即培养既忠君爱国，又掌握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才。

在学习西洋实学的同时，仍然尊崇儒家“忠君爱国”的伦理道德，这为明治后期尊皇思想埋下了种子，促进了军国主义的形成。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 “忠君爱国”的武士道教育不仅针对武士，也针对庶民，特别是到了德川末期，武士道已转化为日本全体国民的思想，

在明治时代，由于 “过去只占少数的武士阶段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念”，这也为军国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土壤。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独立自主”，并决心以德国为样板来建设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独尊神道，把神道定为国教，将神社置于“皇室神道”之下。这个教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神人”。

靖国神社就是始建于明治二年（1869年），原名为东京招魂社，本来是为了给 “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的3000多人“招魂”，但后来因为这个神社的位置重要，加上祭祀的又都是为天皇而战死的军人，所以到1879年（明治十二年）正式被改名为靖国神社。它的性质也自此从一般的神社设施，变成了国家的宗教设施和军事设施。

1889年近代天皇制得以确立，天皇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掌握全部国家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在蒋立峰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中提到，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开幕式上提出，日本不仅要保卫 “主权线”，而且必须防卫“利益线”。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理论“大陆政策”形成的标志，也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标志。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年内，日本的军队规模不断扩大。至1873年，日本作战部队就可动员40万人。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

二战后：军国主义从未消失

1945年8月，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二战”结束。占领军在日本对“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清洗”。除天皇以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领导人、政治家和军人都作为战争犯罪的嫌疑犯而被逮捕，各种团体解散。1946年1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国主义领导人，被从政界、行政机构、经济界、教育界以及各种民间团体清洗出去，并禁止再任公职。

但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却并未被消除。首先，军国主义最大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并未被消除，反而因为寄生地主制的废除，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占据这些权力空白而发展壮大；第二，天皇得以保留，使得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尊崇天皇”得以保存；第三，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他的亲信将很多军国主义分子保存了下来，例如把战争期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秘书官、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上校为中心的一些旧陆海军参谋，收罗到了总司令部的 “太平洋战史编纂室”去了。这些人后来纷纷出笼、东山再起；第四，占领军最初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第八条第一款中，日本不仅要放弃以解决争端为目的的战争，同时也要放弃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但日本政府却在将其作为宪法草案时，改写了条文，根据新草案条文，日本只是放弃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没有放弃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而占领军对这样的改写表示了同意。

到1948年时，美国又进一步改变了过去的对日占领政策，制定了重新武装日本的具体计划。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说，应该改变“原来在广阔范围内使日本非军事化的方针”，要把日本重建为美国的“远东工厂”、“远东的反共壁垒”、“扶植起一个坚强有力的日本政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战争开始的第二周内，占领军总司令部就指令日本政府以“警察预备队”的名义创建了七万五千人的美式轻步兵部队；同时全部解除了清洗令，一些战犯和军国主义者纷纷开始出来活动。例如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在此以前曾在伪“满洲国”进行过残暴殖民统治的岸信介，也从1951年开始活动起来，后来还担任了日本首相。

从1950年9月开始，日本中小学逐渐恢复悬挂太阳旗，并把天皇赞歌《君之代》当做国歌唱了起来。国家神道开始复活；

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字，合约于1952年初生效。它被认为是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复苏、军国主义思潮再起提供了契机。

同年10月，吉田首相以“个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各报对此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报道。同时文部大臣自己编写了小册子《国民道德实践要领》，强调天皇是国民道德的中心，并以个人的名义将小册子散发给全国中小学校长作“参考”。

1952年8月，日本新设了保安厅，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增加到十一万人，美国借给坦克及各种重武器，还建立了小型航空部队。海上警备队又从海上保卫厅独立出来，与新设保安队一起纳入新设保安厅的管辖，开始成长为一支小型海军。日本政府企图以此作为“新国军的基础”，逐步建成陆海空三军保持均衡的现代常备军。政府把这种做法叫做“自卫力量渐增”。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还在1954年举行的第十九届国会上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建立了陆、海、空三个自卫队、防卫大学等培养干部的机构、三军“联合幕僚会议”以及其他一切军事机构。这样一来，日本便正式地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武装。

1957年2月上台的岸信介首相，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扩充军备派，曾在国会说：“在自卫的范围内即使拥有原子武器也不违反宪法。”当时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岸信介约定，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第二年美国撤退驻日地面部队，并以日本迅速增强军备为条件，从1958年度起废除防卫分担费。

从1958年到1960年，日美进行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1960年6月，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生效。条约刚一签订，1960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政府不能不严正指出……日美军事同盟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自1952年开始，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日本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要求赦免战犯签名运动，参与者达4000多万人。日本政府也“顺水推舟”，在当年秋天向同盟国各国提出释放各级战犯的请求。1955年8月14日，靖国神社首次在战后合祀了日本战败前自杀的540名侵略者亡灵；到1958年，第一批乙、丙级战犯亡灵被祭进了靖国神社；1966年12月起，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也陆续被放进了靖国神社；日本还于1978年10月17日，正式对这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进行了“秋祭”。

近年来，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致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亚洲邻国的强烈谴责。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自“二战”以来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