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之间的紧张再度升温和激化。中国主流媒体对其一片讨伐，中国驻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先后发表文章，形成史无前例的“大使声讨”。但安倍晋三对此采取了刻意的漠视，日本驻英国大使林景一在BBC貌似被动的电视访谈，却表明日方更为强硬的态度。回顾历史，这该是1945年以来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几十年不断叠加和错位的矛盾，似乎完全走到了无解的境地。

1月16日下午，被称作日军“最后的投降兵”的小野田宽郎死了，去时91岁。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后，23岁的小野田在菲律宾的丛林里顽抗了30年，其间打死打伤了130名菲律宾人，包括士兵、警察和平民。就算看到很多报纸和传单，小野田也全然不相信战争的结束，并拒绝投降。他的灵位在靖国神社两进两出，直到1972年，一个在丛林偶遇小野田的日本探险家回国找来了他昔日的上级，小野田才在老上级的命令下走出投降，结束了假想三十年的战斗。小野田变态而疯狂的杀戮令菲律宾人愤怒，很多人主张将之关进监狱。但小野田最终获得赦免回国，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直到死去，他一直身披荣耀，不认为身负罪行，他的自传《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在日本畅销至今。

死后的小野田再度成为焦点，不少日本民众对之甚为纪念，日本舆论多认为这是“最后一个武士”的离世。而中国人对他的死去并无唏嘘，觉得这只是“最后一个鬼子”的归天。在中日互不妥协的情绪对峙之下，小野田之死或将给这种紧张再压一磅——这个两进两出靖国神社的鬼子会再被放进去吗？日本首相会去那里祭拜他吗？日本的国民会因为他的死去而掀起对军国主义的全面回忆吗？

1978年之后，日本开始正式在靖国神社的“秋祭”中祭拜二战甲级战犯，引起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强烈反对。而多名日本首相每次去参拜靖国神社，都恶化着与亚洲邻国本就缺乏信任的关系。日本军国主义给全世界带来过深重的灾难，给中国造成了不能抚平的伤害，也将日本人民拖入过炼狱样的深渊。将那些甲级战犯放进神社去祭拜，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不管如何辩解，这仍能证明占据日本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客们并未对军国主义的罪恶以及侵略他国的伤害予以彻底的反思。面对众国的谴责，日本政客的解释无耻而苍白。不洗脚却埋怨别人说臭，不认错却说别人没完没了，这不叫民族自尊，而叫死不要脸。去过日本的朋友或许都深有感触，今天的日本美丽而平和，处处是规矩，人人讲礼貌，全然不像一个可能再走向军国主义的危险国度。可活生生的事实就在这样的表面下存在，每到招魂之日，鬼影便处处骚动。

我前几年曾在东京游历，问及十几个日本人。出乎意料，他们全对昔日侵略战争满怀愧意，也反对政府再走向军国主义。对很多叫嚣的右翼，他们厌恶且远离。但他们同时强调，希望中国人不要听到那些人的叫嚷声就认为日本人都这么想，因为日本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过激的言论容易冒头，也容易传到中国人的耳朵里。而说到对将那些战犯放进靖国神社的态度，他们大多数认为，那些人虽然犯了错，但仍然是为大和民族而献身的，在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身为天皇的战士，他们又能怎样呢？

得到这个回答，我明白这是终极的问题所在，善良的人民大多被邪恶的政客代表，却又承受着政客之野心带来的灾难。我在小说《狗日的战争》里写了一个日本的军官，他正直，善良，有修养，被部队派去中国后，没多久便成野兽。在他终于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造成的伤害后，一切为时已晚。战友成灰，仇恨成河，平静的家乡在美国人的原子弹下化为齑粉。他被迫参与了国共之间的淮海战役，在临死前他自言自语：“我们这羞耻的游魂，有资格去靖国神社吗？”

军国主义与邪教具备同一特征，它用反复洗脑的手段向受众灌输某人或某主义无上的地位，将之奉为灵魂的本源或宇宙的真理。而效忠这个符号般的象征只是一个幌子，邪教的操纵者会将自己不可告人的野心放置其中，并将其包装成真理指引的宏大未来，让那些被洗脑的盲从者为之牺牲，为之布道，为之杀戮异己，为之肝脑涂地。太平天国如此，朝鲜的三代独裁者如此，日本军国主义也如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一个民族注定要经历悲剧的阶段，再绚烂的牺牲都带着污秽，再纯洁的梦想都会腐烂成泥。这个民族拜祭的英雄，若是其他民族憎恨并诅咒的恶魔，他们的魂魄也会沾血，他们的后代更会蒙羞。不管今天的日本是多么民主、自由和平静的国家，也不论日本获得过多少次国家文明程度的全球排名第一，认不清这个问题，撇不净最后的犹豫，它就是最不文明的国度。平和而美丽的表面，规矩和克制的国风，都不能掩盖这可怕的残缺。这与中日之间的岛屿争端无关，与两国的文化差异也无关，它只与一个民族的心胸和智慧有关，愿意痛心反省，不想重蹈覆辙，便要有不让那些居心叵测的政客上台的眼光与决然。

军国主义的内核是专制和集权主义，是集权主义在国家内部矛盾难以调和的时候对外辐射的表现。军国主义之所以在日本诞生，纳粹党之所以在德国崛起，高举“打倒一切”旗帜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中国出现，都因为该国在当时走向了极端的专制。或者是一个人的专制，或者是一个党的集权。一个具备良性体制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也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正如美国人与德国人的玩笑：德国人认为之所以落后于美国，是因为他们没有希特勒；而美国人认为希特勒如果活在美国，定会是一个好总统。当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开始焚书坑儒，扼杀言论自由，排斥法治与民主，限制公民在宪法中的基本政治权利，用公权力打击异见者，以道德诛杀代替法院审判，引诱和强迫公民向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效忠，该国就已经是如假包换的专制主义国家。它会否走向军国主义并不取决于有无天皇可以效忠，也不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与族群性格，而是决定于有没有机会令一个邪恶的强人集权力于一身，并塑造起全体国民对他不能质疑的崇拜。

电影《魔戒》道出浅显的道理：再强大的魔鬼都不可怕，最可怕的魔鬼在人的内心。当你被欲望驱使，被邪恶侵蚀，那枚并不起眼的魔戒便会呼唤你，找到你，诱惑你将它戴上。人心如此，民族亦如此，每个存在几千年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魔戒，都有自己害怕面对的伏地魔。美国人有，俄国人有，日本人有，我们也有。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民族，因为大多数情况他们只是遵从着领袖意志。任何民族如果不能彻底反省曾经的罪恶与错误，不能用法制将权力关进牢笼，只相信强大与控制是不二的硬道理，便不可能有久远而恢弘的未来，只会有痛苦的循环和流不尽的眼泪。

小野田的死去不是时候，也很是时候，我们更加看清了军国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也看到了军国主义本身的强韧。这“最后一个投降兵”的死去，并不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就此消失，嗜血的伏地魔依然潜伏在日本列岛之下，并正在一个神庙中渐渐苏醒。我们要防备他们的魔鬼重生，更要提防自己的魔鬼蠢蠢欲动。给本期 《华闻周刊》的封面标题 “鬼子走了”打上问号的时候，我想起导演姜文拍摄的著名电影《鬼子来了》，这部在日本公映时引发广泛争议的黑白电影，至今却依然被国内禁止上映。

(文/冰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