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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野夫：大学当然要去行政化，去除党委。现在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比文革还行政化，把大学当一个政府机构在办。学校教知识成了第二任务，洗脑是第一任务，把一代代孩子变成脑残，变成他的拥帮。校长还没有党委书记的地位高，这传到全世界都是笑话。大学的高度行政化是随着一党制形成的，我认为不会动。

张鸣：大学改革可能更难，它没有太多的紧迫性，因为大家都混嘛，虽然民怨很大。但也有涉及利益集团，虽然大家都知道毛病很多，但改起来很难。

刘军宁：如果大学是一个行政机关、党务机关，它还叫大学吗？真正的大学应该是自治的。

信力建：唯有放权才能放活，唯有竞争才能进步。去行政化是高校改革的第一步，除此之外的改革是无用功，但行政化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拔掉这个毒瘤，基本没有办法了。现在只能够是鼓励和支持多办民办大学、外资大学等，只有通过教学质量和管理上的充分竞争，倒逼教育变革，进而改变整个陈旧的教育体制。

胡星斗：目前大学去行政化，去除党委设置不现实。中国是党国体制，教育无非是依附在政治上的一张皮，若要改革教育体制就要改革政治体制。若政治上不能党国分开、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也就不可能改革教育的去行政化，所以现在三中全会恐怕不可能讨论这样的问题。

浦志强：我觉得大学不应该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教育。

胡锡进：中国的大学教育培养了中国现代化急需的人才大军，首先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骨干力量绝大部分出自中国大学，因此你不能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不成功的。但如果挑它的问题，我认为当下它应当带动中国社会完成一次新的思想启蒙。

中国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性门槛上，中国不仅有相当实力，而且把人类现代文明的ABC都学到手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非常关键。一些人要求中国接下来以西方为政治上的榜样，这对中国来说蕴藏着危险。西方社会成就斐然，但不是我们照搬西方政治制度，13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就能变成西方发达社会的。中国唯有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才有可能殊途同归，走向人类现代化的最前列。

对这个问题很多人理解不了，认为有现成的桥，中国为何不走，偏要自己摸石头过河。但现实是，那是一座断桥，幻想之桥。若中国能那么简单实现民族复兴，还需要如此痛苦的近现代史做什么。一定要让年轻人明白这个道理，大学应发挥这样的思想启蒙作用。但目前很多大学没有做到这一点，有时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

五岳散人：没戏，这可是共产党最后一道保险。日本人说，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这句话在中国可以说成教育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廉价的一道防线，必须有这个东西去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进下去，但现在看来越来越失效。

张千帆：这是不可能的，最近意识形态领域又加强了控制，而大学又是这种控制很重要的一个阵地，所以不可能放松这种控制。另外，这也不属于一种国家政局层面的问题，所以即便要改，也未必会拿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

鄢烈山：短期内没希望，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学校是意识形态的阵地”，有什么说的呢？中国大学教育问题就是“三J”。第一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二是只重视培养技术人才；第三是计划经济。

程益中：教育只会越来越糟糕，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共对高校的控制只会越来越加强，不可能相反。这个问题与执政党对军队和媒体的控制同理。

董关鹏：大学行政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创新、学术独立和自由。换个角度看，从1949年以来，大学行政化已经变成一种骨骼。如果现在瞬间去除，大学将变成软体动物，瞬间瘫痪，瞬间坍塌。我认为需要有个循序渐进、有所规划、严密执行的过程。我愿意加入此问题的讨论，但是我认为实施过程不能简单的由校长直接将权利交给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教授不过是另一拨校长，或是一拨怀才不遇的学者组成的又一个充满野心的权利联盟。坚决不能在大学里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增加一个权力中心。我对这种狭义的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一点都不看好，会变成从大一统变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学在整体社会进步里扮演着作用是：稳定地出学术成果，严格高质量地培养人才，这两条主体目标在不受本质影响的前提下，我希望每天都向良性发展的方向调整去行政化的。我对此事很关心，我曾观察很多叫嚣支持去行政化的教授、学者，他们都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去行政化方案 ，他们想把掌权的打掉，自己来掌权。就是用漂亮的去行政化的说辞，帮助一些有野心的教授再次获得权利的变相说法。我愿把自己当做第三方，观望一种稳定的、教授治校的、真实超脱的、科学的计划，并用稳妥的方式朝着这个计划进行。

华闻点评：反正欧洲的大学里没有党，也没有黑社会。听说意大利黑手党曾经考虑在大学里贩毒，被老大们开会给否了。那是最干净的地方，这种缺德事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