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采访内容仅为受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受访人回答顺序不分先后。

高连奎：从专业上讲，一个国家的社会危机主要是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造成的，中国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所致。

学术上确实存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但这并不矛盾，一般从政治上看，小政府更好，小政府减少管制和审批可以提高社会效率，经济实行大政府更科学，这是因为大政府可以很好的治理经济危机，促进经济无波动增长，为社会提高充分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是国家进步的必要因素。

中国现在经济学界也有提倡小政府的声音，这些人已经不研究经济了，已经政治化了，政治上，小政府确实更容易被推翻，但从为人民谋福祉的角度看，大政府显然更好，因此这主要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杨佩昌：中国的财税问题必须改革了，原因在于，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中央拿到的税金太多，而地方政府只拿到很小的部分。所以，本届会议应该改革财税体制，把更多的利益让给地方。具体而言，将会把一些本属于中央的税种划拨到地方。

张宏良：目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集中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上，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所谓突破，仍然不过是从原来中央与地方只是单纯划分财权转移到同时划分事权上来，其实当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劫富济贫”和 “劫官济民”。

要做到以上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财税的公共监督制度，由人民大众直接监督财税收支，财政部是人民的大管家，应该把收支账本向人民公开，接受人民大众的随时检查和质询。

侯宁：历届三中全会都在经济制度变革上有所突破，希望本届也不例外。财税改革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摆脱土地财政，而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是解决问题的绊脚石。

胡星斗：财税改革大概会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点，这个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进一步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要让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有多少事情就给予多少财政的权力，也就是说可能要重新划分中央的税收和地方的税收，要加大地方税收的能力，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这是一个方面，要从财政上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还可能包括改革省政府与县政府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我认为应当降税，比如说增值税应当下降，中国应当从生产型税收转向以消费型税收为主，把增值税税率下降，未来应该推行更多的消费税，还要推出遗产税、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税率可能有所调整，未来还可能会推出社会保障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现在的五种社会保险费。

刘军宁：我觉得财税问题不会有改革，所谓的改革会进一步加强集权，中央会拿到更多的钱。现在财税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征的税没有征得老百姓的同意，就强行拿走了。

鄢烈山：微小的变化会有，比如转移支付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成比例调整等，大的改革我不抱期望。

张千帆：财税一直都在说要改，我认为可能会增加一些税种，像物业税、遗产税。我觉得减税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财税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而（财税改革）这些事情又是政府来决定的，所以政府自然不会放开手中的资源，让自己最后变得没有钱花，这不可能。它有可能在目前这种“分税制”下，改变一些事情的安排，进而触动一些财产的安排，让地方获得更多的财权，或者减少地方的市权。

94年实行“分税制”后，市权和财权不匹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地方得到的财政（权力）少，但做的事情很多，这就造成了地方债务问题以及“土地财政”问题，这些都是从“分税制”里面衍生出来的陷阱。这也和土地制度改革有关系。

程益中：这个问题我不清楚。

曹建海：本届三中全会应该会改革增值税的税率。但由于赋税改革涉及很多家庭，具体落实还需要很漫长的过程。关于征收房产税的讨论是一个趋势，这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平衡是一个重要方向，对中国房地产调控作用也很大。这部分一旦放开征收，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遗产税最近也提出了，应该在本届三中全会也会提到。但是阻力应该会很大，因为涉及到每一个人，他们即使逃了现在的房产税，他们的子孙也逃不掉遗产税。所以目前只处于研究，要出台还会经历很长时间。还有就是资源税，以前从量征收，可能会改为从价征收。

信力建：应该会有一些财税改革的措施出台。目前最迫切的是减税，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收支都要有合理的预算，并且预算是公开透明的。现在也有不少部门公开三公费用，但是要公开的账本不仅仅是三公，而是整个预算要公开。虽然即使是专家都很难看得懂整个国家的财政账目，但公开是为了“看懂”做了铺垫，意义还是蛮大的。

茅于轼：我们现在征税的比例和美国差不多，但纳税人享受的政府服务比美国就差得远了，我们交这个税，政府把很多钱花到歪路上去了，没花到正路上。

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要监督政府怎么减少三公消费，怎么减少对税收的贪污腐化，但这个很难做到，表面上看是个税的问题，实际上是政府能不能受百姓监督的问题，你开支不减，税怎么减呢？政府这么庞大，公务员的数量这么多。公务员的待遇虽然不高，但是有特权，所以公务员的队伍就庞大得不得了，这些问题不解决，税的问题也不好解决。

当然，即使不减税，在税的结构上，也是可以改的。比如现在已经开始改了，把生产型增值税改成消费型增值税，而且还要继续改。税收内部还有很多问题也需要改，比如征税的成本，现在从来不公布的，你花了多少成本征到的这些税？税务机关有多少人？发了多少工资？政府从来不公布。香港的征税成本每年都会公布，而且有指标，今年是多少，明年降低到多少，很清楚，而我们连个公布都没有。

袁裕来：严格来说，在政府公布出来的数据中，税收占了财政收入的80%以上，但是下面的政府不是靠税，是靠土地出让，每年土地出纳金都在增加，税方面要改，首先是克服土地财政，政府假如靠着税之外，财政拨款之外的用款运作，那么国家机关、我们官员就会认为不是纳税人养话的，相当的官员意识还是这样的。政府的资金收入从哪里来，除了特殊情况可以保密，公开的话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才能透明。

华闻点评：听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税负最重的国家，又听说官员还没公开财产，政府就要出台高额遗产税和房产税了，难怪这两年来英国买房子的中国人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