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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杨佩昌）：这取决于党的自信程度。一般而言，如果党对社会舆论的控制有较高自信的时候，舆论的控制反而相对放松，反之则收紧。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背景下，由于他们对互联网的陌生，导致官方情绪紧张，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这点表现在网络反腐人士不断被抓，实名举报变成危险的游戏。因此，现阶段放宽舆论限制不可能也不现实。
茅于轼（@茅于轼）：现在看来是在加紧，但互联网现在作用很大，你抓也抓不尽。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也很重要，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密不可分的。你看王立军就跑到美国使馆去了，他不跑去美国使馆，薄熙来是下不来的。控制舆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在开放，两个方面在斗争。世界大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国迟早会走向言论自由的一个环境，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普世价值。你认也好，不认也好，它会往前走的。
程益中：怎么可能？中共已经反方向吸取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东巨变的历史教训，它不认为是苏共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导致了失败，反而认为是对权力垄断得不够，是对枪杆子和笔杆子控制不力。中共现在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死抓“二杆子”。
侯宁（@侯宁）：媒体是舆论阵地，也是一个国家宣传国家法律政策、体现社情民意的手段，对此，中共历来很重视。但网络和移动互联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媒体生存环境，继而对媒体管理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方面，一开始媒体宣传管理部门根本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导致互联网谣言盛行，有失控迹象。但今年以来，政府部门对移动互联网的谣言打击力度明显增大，数个微博大V锒铛入狱，显示了政府净化网络媒体的决心。但我希望政府能尽快对新媒体立法，依法治理，减少管理的突击性和随意性，给网络使用者一个明确的预期。
高连奎（@财经学者高连奎）：我认为会增强，这是因为中国舆论中造谣，传谣，宣传劣质价值观，鼓吹分裂等现象太严重，在民间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正好为加强宣传管理工作提供了契机。其实世界上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在社交媒体崛起后，真正理性的建议已经很难被重视，民粹分子反而把持了话语权，如果不治理，这将导致国家灾难。
张宏良：三中全会后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肯定会增强，其实现在这种力度已经开始增强，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三中全会后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
结合目前中国极端混乱、极端放纵、极端自虐并且充斥颠覆性言论的媒体领域来说，加强管理力度是一种好现象。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当今中国媒体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的卖国主义言论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英国媒体绝不可能污言秽语地妖魔化英国女王，日本媒体也不可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辱骂日本天皇，可是在当今中国，媒体可以用尽各种极端恶毒下流语言辱骂开国领袖毛泽东。
特别是在网络微博上，爱国主义简直变成了弥天大罪，任何爱国言论都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谩骂，声讨“爱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这种现象出现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相信都会遭到法办。
然而，在当今中国却成为舆论主流，除了几个爱国网民在自发反抗之外，无论网络管理部门还是各大门户网站，全都听之任之、纵容鼓励。整个网络完全掀起了卖国主义大竞赛，谁把毛泽东、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骂得狗血喷头，谁就会成为各大门户网站和各大媒体推崇的明星。最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汉奸文化。汉奸言论成为包括党政机关在内的社会各界大肆追捧的最时髦文化，几个著名文化汉奸成为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大学科研部门的抢手货，甚至一个专门发表颠覆性言论的美国人都变成了中国网络“皇帝”，自称天天都在“享受皇帝批奏折的感觉”。这种极端卖国主义舆论状况，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绝对不可能容许的。
这就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对意识形态宣传领域进行整顿的背景。最近中国高层意识形态亮剑是正确的、必须的，只是意识形态亮剑必须是思想之剑，而不能仅仅是权力之剑，要用先进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化来取代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宪政主义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而不能仅仅动用专政手段简单禁言了事。
浦志强：他们（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工作，非常希望能够掌控，但是另一方面又力不从心，可以说完全不可能做到。因为社会在变化，新技术不断地在出现，像互联网这种平台和手段使得控制资讯的流通变得非常困难，控制媒体的成本也变得很高。
原本可以事先控制报纸和电视台不允许做某些选题，然而由于现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媒体，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了火灾，我就可以拍个照片传到网上，我不会去考虑新闻的管控。
很多手段,像追究网络谣言和打大V实际上都是为了应对这种乏力的状态。靠几条硬邦邦的东西，靠毫无效率的手段去对付几亿网民日以继夜的胡说八道，那得多累呀！
土家野夫（@土家野夫）：从十八大新的领导班子接班以后，媒体环境大大倒退，倒退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倒退到公然反宪法的程度，倒退到“七不准”的禁区。这几乎是反人类的趋势，而非反自由化的尺度。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不指望三中全会后对媒体的监管忽然变好，这不太可能。
胡锡进（@胡锡进）：我认为党一直很重视媒体宣传，三中全会之后这样的重视只会更高。但“管理力度”未必是衡量媒体宣传在中国重要性的合适尺子，因为人们对管理有不同的理解，现实感受也不一样。我认为党对媒体宣传的管理方式总趋势会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媒体现实，也越来越符合这个时代公众的接受习惯。
由于现代媒体从报纸、广播到电视、互联网都是西方社会发明的，它们的属性首先更对应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现实，中国社会在使用它们时多少都会有些对“舶来品”的不适应。这是中国媒体管理困难的根源，克服这个问题是中国整个国家的长期任务，不仅需要党创造性地管理媒体，也需要社会了解其中的问题。
中国媒体管理的突破不仅是媒体管理自身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社会认识的成熟和转变，有赖于媒体管理者与媒体工作者以及知识界之间广泛的思想互动。
袁裕来（@袁裕来律师）：我是觉得必须要放开。一个方面，民意需要传递到上面。现在越在上面越是听到失真的信息，有个传统是报喜不报忧的，下层完全是按照上层的意思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终还是更多地去打压，就是所谓的维稳。要是像我这样行政诉讼搞得多的，你就知道这个里面情况有多严重，征地、拆迁，激起了严重的民怨。但是新闻媒体放开以后，又要担心会不会乱，政府接受能力有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需要摸石头过河的东西，因为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经历过了，比如台湾地区，也是这样过来的。
胡星斗（@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从目前来看很有可能增强，因为这就像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的政治往左转，但是经济往右转”，这样的一种人格分裂式的改革到底能持续多久，我们还要观察，因此对媒体的管制肯定还要加强。但是我认为对媒体管制过度的加强实际上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也是违背现代反腐败制度的规律，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信息更自由的流动，媒体更加的开放，这样才能发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错误，例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某些官员的随意决策等等。只有更自由的媒体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只有更自由的媒体才能揭露出贪污、腐败，才能对贪污、腐败起到监督作用。所以如果对媒体的管控过严，不利于目前执政党的两项最主要工作（经济增长和反腐败）的开展。
董关鹏（@董关鹏）：党对媒体的管理不能用简单的松紧来形容，应该用三个词形容，一是规范，二是法制，三是有序。
近年来文化产业大繁荣，媒体争得了政策，获得了资源，赚来了利润。和多年前“党政喉舌”相比，媒体也获得了极大的经济自主权。经济自主权增加了之后，同期增加的应该是社会责任，但目前来看并非如此，并没有每一个媒体都去增加社会责任。举例来说，如果因为近日湖南警方和“新快报事件”就说国家对媒体收紧管控，就更不准确了。因为地方警察对媒体的态度和中央政府无法构成证明关系。
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虽然是上届领导做的事，但把它做实是这届领导做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就有了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还把国家信息互联网办公室做实了。互联网这块不仅对中国来说是新的，对英美也是如此。英国有群体事件，美国有网络暴力，所以各国在此领域上的立法都是在探索。难道惩罚谣言的人就是错误的吗？难道容忍谣言就是民主，就是自由吗？我不认为是这样。
五岳散人（@五岳散人）：有增强的趋势。其实很简单，执政者不希望媒体胡说八道，不光是中国政府，所有政府只要有能力首先是希望媒体闭嘴的，没人愿意被监督嘛。
马云龙：我个人有一个体会，每一届新的领导集团在坐稳了位子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放宽迹象，我做了很多年新闻，一松一紧经历过多次，一开始新班子都要做出开明宽容的样子，但是随着矛盾的艰巨，很快又紧了起来，到了下一次权力交接之前是最紧的程度，那么新的班子大约还会做一些开放的姿态。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在现在的格局之下不可能放，只可能更严，现在全国正在抓大V，这种形式估计以后会更严重。
司马南（@司马南）：党对媒体的管理，没听说过什么时候有意识地放松。从历史上看，一直是加强、加强、加强，但我认为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改善、改善、改善。
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习近平最近多次讲到，中央也下发文件强调。但很多党的干部还严重不适应在互联网时代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很多官员还习惯于闭目塞听居高临下，开个会、表个态、打个招呼、发个短信、打个电话来指挥网络上意识形态斗争。对于宣传工作，空泛说加强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怎样改善，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学会在今天这个时代，运用互联网把共产党的优势和道理讲给人民群众。
过去，共产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靠的就是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优势反而变成劣势了呢？在这方面，我们除了要认真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向前辈们学习以外，有一个现实的好榜样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榜样就是美国。
夏商（@夏商）：我感觉现在有一个趋势，意识形态会更大幅度收紧；经济上会更加开放，比如上海的自贸区的建立。但这个是天然的悖论。因为意识形态收紧，说得通俗些就是继续愚民，保持政权的稳定；经济这一块没有基本增长政权也不牢靠。
可是如果你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经济是走不下去的。比如这次搞上海自贸区，它有很多地方是瘸腿的。出版、传媒、网络是不开放的，在西方可以做的很多生意在这里不能做。所以它虽然给了自贸区一个框架，但无法真正区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政治不改革，必然牵制经济改革和全球化。
刘晓原（@刘晓原律师）：我认为党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控制媒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网络上面也在控制，通过抓大V、打击传谣等，作为突破口来控制网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媒体、网络的控制情况不会有大的改变，不会放开。
鄢烈山（@鄢烈山）：肯定短期之内不会放松。中国有两个趋势，第一，只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那它就不会放松对媒体的管理管控；第二按照规律来讲，它总是紧一阵松一阵的，也不可能弦一直绷得很紧。一张一弛，绷太紧弦就断了，三中全会前后会管的很紧。但是现在对媒体的管控基本上是回到了文革时代，回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现在提出来“亮剑”这一套阶级斗争语言、文革语言，收拾大V这一套就是建国初期批胡适、批胡风、批俞平伯的那一套，管你左、中、右派，不乖的都收拾，都要听党的话。
张鸣（腾讯微博@张鸣）：应该还是会加强，但可能这样的加强有点问题，因为再加强就会把媒体管死了。怎么既加强同时又不把媒体管死了对他们是个难题。
张千帆（@张千帆pku）：最近看到的情况是力度一直在增强，但它实际上能否做到这个控制的加强呢？还很难说。这可能只是一时的做法，如果要长期来做，是维持不下去的。
王俊秀（@王俊秀）：这方面我觉得不太乐观，因为现在处于对舆论收紧的状态，比如说“打大V”。我认为整个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方面都不会有太大变动。
华闻点评：几千年来的中国统治者历来有严管媒体和言论的传统，这是大一统治国思想下的一种极端管理行为，对当时的统治来说，这手段多是有效的，但对民族和人类历史文明来说，这却是必须吐槽的野蛮。从中国几大微博页面上不难看出，删帖、封贴和捕捉传谣者的现象甚嚣尘上，几乎人人都有被删的经历。在出版和其他文化领域，文化管控也越来越厉害。新的新闻出版电影电视总局成立之后，这种审查和严管也未放松，一面巨大的天网堪比弥漫中国的雾霾，日夜不停地封锁着那些不安分的声音。可是，政府在用高科技和惊人的努力在极端强化这种手段时，却总不用同样的力度去处理发生那些问题的源头。田地里老鼠越来越多，主人却只知道让狗去咬，而非去改善已经严重沙化的土地环境。狗养少了会有累死的一天，养多了看着好使，但也给它们有一天反咬一口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