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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习近平先生确有推动党内民主的意愿,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方式来达到党内民主的目的不会取得效果。
首先,“批评与自我评判”是典型的自我“挠痒痒”,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体制下,任何批评都不会触及本质问题,批评者会有所顾忌,而自我批评者更不会把真正的问题放到阳光下。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贪腐已经成为社会公害,无官不贪已成为现实,官员包养情妇已变得很普遍。那么,哪个官员可以在这个方面进行自我批评?哪个批评者敢拿这些问题说事?
其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文革式的做法,一方面让人感到搞笑,另一方面,不仅民众不认可,就是官员内心也会有所抵触。结论: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内民主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信力建:我看未必,这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所反映出来的官僚作风僵化问题也是事实。但其实这种关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效果还不太大,如果能够开放给社会各界参与讨论的话,形成更大的压力,促使官方改进工作作风,则效果会更好,也更能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鄢烈山:算不上什么信号,没有任何新意,而且是过去那个语境里比较轻微的办法。中共的考虑可能在当下有一定意义。因为目前官本位非常厉害,“一把手”变成“一霸手”,书记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诸侯,县委书记能买官卖官。所以我觉得现在推出这个政策是为了遏制这“实在太过分”的局面,可以当面批评一下一把手,如此而已,这算什么呢?在我看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侯宁:我是无党派人士,对习近平发动的这次运动比较关注,因为它关系到执政党能否克服一党专政的弊端。这是一次党内民主活动,更是一次党内整风活动。整风是延安传统,着眼点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初衷是好的。但看看历史就知道,如果没有发动群众,党内整风便往往容易沦为走过场。所以在 “密切联系群众”方面,我以为执政党还需下大功夫。
如今,中国已步入微博时代,各种政务微博纷纷出现,网民人数也达世界之最,这为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绝好的技术支持,希望执政党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全面推进中国的民主体制建设,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变革,释放更多的政治红利。可喜的是,自习李新政推行至今,反腐力度空前加大,贪官污吏纷纷落网。有媒体统计,今年以来,局级贪官正在以每两天一位的速度落网受审。
茅于轼:我无法判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是三中全会的主旨。但是我认为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领导人(斯大林和毛泽东)整人的一种方法。他们不做自我批评,叫下面的人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借此机会整出一大堆可以整人的资料。但是习近平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未必是这个目的,或许是想改善党的作风。或许会有效。不过我认为有更好的办法。
民主是一套规则,人人都要遵守。搞运动是不讲规则。文革时学生打老师。毛泽东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最后就是靠群众运动把刘少奇斗了。如果讲规则,怎么能整倒刘少奇?
张宏良:这个问题给人预设前提的感觉,好像共产党一直没有党内民主。其实,共产党一直存在党内民主。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大民主创新,正是凭借这种创新的民主制度,共产党才能迅速打败号称是英美民主体制而实则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已经形成了集体领导的民主机制,不再是“皇帝领导”,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王爷执政”,是几大“王爷”共同执政,并且他们都有约束,个人很难独断专行。
其实,当今中国真正需要或者说更加需要的,不是党内民主,而是大众民主,是人民大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企业员工对老板的监督和约束。必须赋予百姓监督和约束官员的权利,也必须赋予员工监督和约束老板的权力,官员和老板特别是老板的为所欲为,是当今中国一大政治灾难,只有大众民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恰恰在大众民主这个真正民主问题上,无论国内极右势力还是西方媒体,全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仅回避,甚至妖魔化大众民主,把人民大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妖魔化为“民粹”、“极左”、“文革余孽”等等,同时把人民大众排除在外搞什么“党内民主”和 “代议民主”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完全是一个政治陷阱,只要跳进去,共产党和共和国就一定会成为历史被告。
五岳散人:这个“讯号”我真没有看出来。虽然是一直在说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目前看不到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效果,我不认为这东西有什么推进民主的意义。
高连奎: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从“民意表决”开始,中国应该走“评议式民主的道路”。
目前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监督式民主,其失败就在于背叛了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是“公义”和“多数决定”,而选举式民主由于政党和金钱的介入最终变成了“少数决定”,少数强势群体决定了大多数人的命运,况且目前参加选举的人数越来越少,选举民主从根本上也失去了合法性,监督式民主从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这种缺陷。
将民主的权利转让给多个政党和媒体都是不民主的表现,民主的权利只能是人民自己行使才是真民主,而且可以非常容易,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行使,才能保证民主的真正实现,而评议式民主则可以做到。评议式民主并不排斥选举,而是不主张搞“大选举”,也不主张实行政党分赃制,官员可以通过“内部选举”+“民意测评”等方式产生。
因此选举式民主不是失败在政治家上,而是失败在了政治系统上。而如果实行评议式民主,则不会出现政治系统风险,因此民调可以改变政治家的行政主张,政治家也有能力按民众的意愿来改变自己的施政行为。
当代中国已经利益分化,政府既需要了解精英人士的利益,更应该照顾到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既要看到极少数人改善民主的意愿,更要关心大多数人改善民生的要求。
当代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稳定,而非混乱。
张千帆:党内民主必须制度化,而不是喊口号,不是搞形象工程,也不是去重复以前的做法。
如果光是搞什么“整党”、“整风”,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因为以前也搞过很多类似的运动,并没有看见把党搞好的效果。如果真的要搞党内民主,很简单,就是党的干部让党员去选。如有变动,必须通过选举,在多数情况下,经过公平的竞选,能够真正地把作风好、干实事的人选上去。
要搞选举,还要保证党内的言论自由。当然,“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只能在民主生活会上说几句话,而在会后说就有后果,那就没什么用处。
制度化就要改革这个“一把手”体制。像薄熙来这样,可以胡作非为,就是因为他的权力太大,根本没有人能约束他。
浦志强: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政治团体,所谓的整风、“三讲”、“三个代表”、“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是上层领袖控制权力、控制人事的一个手段。从中央苏区的时候开始,到现在的八九十年的一个阶段之内一直是这样,所谓的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肯定不是按照字面意思去做事,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统一思想,将不高兴的、不开心的人换成自己的人,这是权力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领导人的权威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这方式很难会收到效果,没有哪个官员会在开会自我批评的时候会说我收了多少贿赂、我有几个女朋友,没有一个会是这样的。
马云龙:所谓的改革如果不触动利益集团,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江泽民的核心形成后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三讲”,讲得似乎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每个当官的人都写了厚厚的一叠材料,全国的打印纸一时涨价。胡锦涛开始执政后也搞过“八荣八耻”的教育,开过好多学习会,实际上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共产党传统的武库里只有这个东西,用这种说教的方法解决中国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矛盾,已经多次证明是无效的,所以我是冷眼看的。就像当年三讲的时候,小官给大官提意见:“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你一点儿也不注重身体健康,你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不爱护党的事业”。
1989年后的20多年来,严格地讲党内已经没有改革派了,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坚持发声,捍卫当年改革的荣誉。用朱厚泽先生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年轻人都认为从我们这些人身上看到希望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的。这些老人们在晚年坚持的信念是十分高尚的。
这几天我有一个感触,一个河北农民因为没钱治病锯断了自己的病腿,还有一个老人自己为自己开刀切除有病的肠子,结果死了。我倒是有一个联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共产党靠自身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结局?我不认为共产党可以将自己身上的毒瘤切掉,就像医生不能给自己治病一样。在红墙内企图解决红墙内的问题,我认为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
刘军宁:不可能。党内民主七、八十年都没有被推动,现在怎么可能说几句话就能推动?我觉得党内民主被推动的话,应该有两个标志,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有这两个自由,就可以说有党内民主了。没有这两个自由,就没有党内民主。
刘晓原:这种党内民主生活会或者“批评与自我批评”,说了几十年了,从毛泽东时代就在说,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这只是党内的一个会,只是党内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自我监督是很难有效的。有效的监督更多应该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众,在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下,民众要监督是非常难的。
程益中:这个运动跟党内民主和跟任何民主都扯不上一点关系,只是中共巩固个人权威的常用手段,比较老套和落伍。新时期中共也曾搞个几次改头换面但没用的整风运动,比如社教、三讲和先进性教育,这一次一样没用。用万金油治疗癌症,是脑子有问题。
吴稼祥:还不能这样说。这只是为推进党内民主做的一个准备。西方的体制是组阁制,元首、首脑或者总统上台后可以提名任何人做他的内阁。而中国的体制却不同,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领导人都不是他定的,因为他上台以前那些人就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所以不仅是习总书记,中国的每一任总书记到任后都有一个持续的活动。
以前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推行“三讲”的活动,接着是胡总书记,很快就进行了一个“保先运动”,就是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所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新任总书记到任以后,确保从组织上能够使他的想法能得到实施,才能有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么一个活动。
胡星斗:这个与党内民主可能没有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时的一种方式,在当时对于加强党内团结,树立毛泽东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它的目的主要是要消除党内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等现象,这是一种党内的自我教育、自我净化的运动。
当然,三中全会会不会在党内民主,甚至在基层民主方面会不会有动作?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种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党内民主,现在都没有被执政者提上议事日程,在执政者的议事日程中的重点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反腐败,第二个就是经济快速发展,大家只关心这两个问题。
夏商:这是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做过的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也一直有搞,没有什么新意。归根结底还是有效性的问题。现在从河北省开始搞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看没有什么作用,花拳绣腿,说不到根子上。这是习总书记现场督办的,不办也没法交差。网上也吐槽一片,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官员们只是为了过关,没有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靠这套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机制,能有什么效果。
土家野夫:我看不是。这一套是我们过去文革年代见惯了的。当年毛泽东凭个人威信勉强可以如此推行,那时的官员也听,而毛泽东之后,连邓小平都不用这种办法了。领导班子坐在一起互相批评,只有做戏的效果,不可能源自品德和肺腑,是典型的装模作样,参与者内心深处也会发笑的。
张鸣:应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民主的要点是选举,但是我们看不到从“批评与自我批评”走向一种民主选举的趋向,看不到。
司马南:习近平最近强调“批评和自我评批”,有人把它解读为三中全会将要扩大党内民主,我觉得这么理解也不为过。但是习近平讲“批评和自我评批”,更多的是从党的建设旧有、老的思想宝库中寻找理论武器,加强党的建设有关, 这种加强党的建设是全面的, 并不单指推进党内民主。党的建设主要是通过“批评和自我评批”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熟悉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都非常清楚,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赢得天下,乃是因为毛泽东有那么几下子。概括地说,是“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军事斗争”,这个军事斗争在今天大概要改为经济建设实践能力了。几代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学习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提高执政能力一类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把老祖宗那儿继承下来的“看家本事”用好。自我批评就是看家本事之一,这个本事主要用在党的建设方面。
习的说法显然具有针对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要破除党内一团和气,某些组织甚至抱团腐败党的宗旨不能容忍的坏的作风,核心是解决我们党的凝聚力、动员力、组织力、战斗力下降的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本该厉兵秣马图强奋进,但很多人不思进取长了些人民群众痛恨的坏毛病因而也是致命的,说到底无非是忘记了目标失去了斗志贪图享乐混吃等死。
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习近平和其他常委分头到各个省市区,参加党委学习会,会上就干一件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是指出别人存在的问题;自我批评,则是自我检讨扪心自省,求得大家帮助。内容上包括在政治上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是大非是否明辩,工作作风是否涣散,工作态度是否积极。当然也包括手脚是不是干净,要检查“口袋里的问题”,检查“裤腰带下面的问题”,这个活动被概括为“群众路线主题教育活动”。“批评和自我评批”是在这个主题教育活动中普遍采用的办法,如果有人就把这样的形式叫作“推进党内民主”,我不反对,因为基本意思没有变,无非是用什么词去概括罢了。至于这样的提法和这样的做法究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产生什么样影响,我更倾向于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会认真总结这一段时间群众路线主题教育活动的情况,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搞得更真实更扎实更有效,从而避免走过场。现在有个词“脸红出汗”,这是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具体效果的要求。
袁裕来:怎么说呢,新领导上任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动作的。但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觉得未必能达到这样一个预期的目的。上下级之间,总归是一个利害关系。我觉得如今的官员很现实,很少人能带着理想去大公无私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上我觉得一些做法非常矛盾,一方面是官场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微博上、网络上批评的声音很多,这个更多来自体制外,可能来自于党外,你就不应该去打压这些批评意见,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
华闻点评: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成功先例,官与官之间不成,民与民也不成,官与民更没戏。被访者们对此各有看法,报纸上已是吵成一团,现实中没准得打起来。《华闻周刊》见过很多次学者辩论,从来见不到一个公开场合真心自我批评的。资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部整风,关于它的效果和意义,我们很难在今天去量化评判。但这种基于对复杂人性和单纯党性的乐观评估前提下的思想运动,很难在当今社会中取得实际效果。时代在发展,手段也要变化,民智在进步,对推进民主的方法要求也会更高。综合本版各家评述,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新领导班子的推动民主之信号,初衷或值得鼓励,但效果却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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