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采访内容仅为受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受访人回答顺序不分先后。

侯宁：党内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已饱受诟病，所以党中央才提出“蚊子老虎一起打”。从目前的通报看，本届反腐力度的确大很多，效果也很明显，但建立长效的反腐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以我希望本次全会不仅能以处理党内重大腐败案件来彰显政治改革的决心，而且能推动干部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

鄢烈山：这次大会的主题据说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党员腐败问题会不会涉及不确定，我判断它不是重要议题。薄熙来也可以说是党员腐败问题，包括刘铁男，所以“党内腐败”的个案处理长期存在。能不能实质性地解决，会不会规范，我估计不会提到议程。

张鸣：这个问题一直在触及，但是基本上治标不治本，治本的问题还没有谈到议程。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腐败是结构性问题，这种问题仅仅靠原有的体系抓腐败恐怕解决不了。

袁裕来：总是去打几个高官，然后进行宣传，显示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前几年行，现在老百姓民智已开，人家知道你打了多高的级别，打了多少高官，只要你制度上不解决问题，老百姓的兴趣会越来越淡。我觉得网络上一些人的思维已经非常活跃，而且走在很前面。而执政部门反而可能比较迟钝，还停留在打两个高官就当做一个政绩来宣传的程度。如果讨论的话，我想知道能否把监督腐败的权力交给老百姓交给人民，也就是说所谓选票的问题。

张宏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众目睽睽、千夫所指的普遍问题，当然会成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当今中国党内腐败主要是两种：政治上的用人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经济腐败。其中，两种腐败又密切相连，用人腐败造成经济腐败，经济腐败又助推用人腐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两种腐败都是从全盘否定文革和走上西化道路开始的。

中国二千多年反腐败的制度探索，特别是新中国数十年的民主探索，已经初步探索出遏制腐败的有效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探索的大众民主制度，诸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动群众监督官员，使官员无法贪腐、无处贪腐、无时贪腐。这是走出腐败周期律的根本道路。如果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发动群众，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对官员实行“政治株连”制度，如同企业对产品实行“三包”一样，官员对自己提拔的官员同样实行终身负责制，谁提拔的官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实行连坐。这样就会对用人腐败形成强大震慑作用。

目前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群众监督作为“文革浩劫”彻底否定掉了，把“政治株连”的制度约束又作为封建传统给否定掉了，形成了无拘无束的权力约束真空，既没有现实约束又没要后顾之忧，使中国成为古今中外官员为所欲为的理想天堂。这种情况又如何能够不发生腐败？

胡锡进：我不知道三中全会的议程，无法做具体预测。我个人认为，腐败问题已经受到党的最高重视，干部选拔过程也必将针对这个问题更加严格、严厉。然而解决腐败问题显然是全国的浩大工程，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单一设计就能实现的。现在党的最高层坚决表示“老虎苍蝇一起打”，而且十八大以来已经处理1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这一决心已被全社会认为是严肃、认真的，反腐的威慑力已在逐步形成，“不敢腐”的威慑效果在逐渐出来。

我认为这是扭转反腐败全局的关键性杠杆。接下来须继续加强对贪腐官员的惩处，巩固反腐败威慑力。同时要加强“不能腐”的制度建设，关键是权力监督。在有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成果之后，“不想腐”的思想建设就有了强大基础和动力，届时中国的反腐倡廉形势将焕然一新。

五岳散人：一直在处理，但是基本见效很慢，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它能够彻底改变。因为自我监督总是会出问题，左手监督右手？真是不搭。

杨佩昌：党内腐败已经普遍蔓延开来，如同癌细胞扩散一样，基本上没救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谈腐败问题，但不可能过于深究。常言道，不反腐亡国，反腐就会亡党。比如薄熙来案，只追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把成年老帐拿出来翻，但就是不敢涉及重庆。请问：既然薄熙来在大连和沈阳都有贪腐问题，难道他在重庆就一定干净？打黑没收企业的钱并未完全进入国库，那么剩余的钱在哪里？不仅没有任何交代，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这只能说明，他们只想把反腐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不会真刀真枪反对腐败，目前的反腐只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已。

司马南：网上有传闻十八届三中全会会重点处理党内的腐败问题，我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官员闹腐败闹到民怨沸腾的程度，确实是天理不容的。关于形成腐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一党执政”的必然后果。但研究新加坡和香港，我们不难发现，港英当局统治时，没有政党政治自由，却成功地解决了腐败问题。新加坡长期一党执政，廉洁指数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相反的例子多的很，比如，在亚洲被称作“美国民主橱窗”的菲律宾，完全照搬美国的民主模式，但这么多年来，政府腐败毫无效率，国家治理得不敢恭维。再看一看我们的老邻居，人口基数与我们差不多，建国比我们早一年，一直实行的英国民主制度，其国家建设发展水平、社会综合进步指数、以及廉洁指数究竟怎么样呢？透明国际的数字表明，印度的腐败比中国要严重。

腐败问题必须解决，但国内外确实有一批人借着反腐败来发难，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基本的政治架构。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一党执政必然腐败，当然他有学术自由，但希望能从学理上论证的更严密、更充分。我刚才信手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持此论者应当不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同理，那些希望中国在不改变根本政治制度前提下清除党内腐败的研究者应当仔细地论证：为什么在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我们不能够更有效地更快地清除那些党内的腐败现象，让人民群众满意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党内腐败问题确实从没像现在这样严重。自十八大后，清除腐败中央一直保持高压态势，腐败官员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揪出来，这说明中央在该问题上下了大气力的。今天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二轮中央10个巡视组将分别对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三峡集团开展巡视，沟壑纵横棱角分明一脸肃杀的王岐山亲自部署。他说的非常明白：就是要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他认为，盯住一把手就是准确、精到，抓住了反腐败的“根子”。王岐山说的很可能是对的，十八大以来的经验证明这个巡视组的做法也是很有效的。这种有效，不仅是指巡视组做法本身有效，而且还包括巡视组不断探索的巡视方法行之有效。比如，巡视组要求从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级”了解情况。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近年来查处的大批省部级高官中，很多干部是在之前担任地市领导期间出现问题，下沉一级有利于解决干部“带病提拔”问题。

刘军宁：不可能。这个腐败问题从党成立以来就有，但从来没有解决过。抓贪官哪一年没抓过？是抓了所有的贪官，还是抓了极个别的贪官？要解决腐败，就要实行宪政民主、多党竞争和民主法治。

刘晓原：反腐败，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在提，甚至上升到不反腐就会“亡党”、“亡国”的高度。但是在实践中，腐败是越来越严重。从目前来看虽然是抓了很多贪官，但我想贪官是抓不完的，主要是对腐败的监督存在问题，这也是由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所以，应该更多地从体制上来讨论反腐的问题。

体制上要来解决，就是首先要从对权力的监督下手，现在官员的权力很难受到社会的监督，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为什么我们抓贪官，却是越抓越多，不能光说是官员太贪婪，而关键是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好人都会变坏人。

胡星斗：（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是高度重视腐败，习近平对腐败问题的解决和重视超过了历届政府，可以说是铁腕反腐，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现代反腐败制度，尽管反腐力度很大，但主要是通过中纪委、通过行政手段、通过运动式的方式，其实还是一种传统方式的反腐败，这种反腐败往往是“刑不上大夫”，或者说这种反腐败在一般情况下，有可能只是到厅级干部就截止了，特殊情况下可能到副部级干部，最最特殊的情况能够到政治局委员，但是能不能再往上走，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法制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目前中国还做不到。最关键还是要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也就是要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财政资金公开的制度，新闻自由的制度，司法独立的制度，只有把这些制度建立起来，才能真正通过制度来反腐败，而不仅仅是行政反腐败。

夏商：这个问题无力吐槽。改革开放到现在，可以说人民物质生活改善不少，这也是多年物质严重匮乏的“补课”，西方早就完成了家庭生活设施现代化。然而社会财富的积聚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生活本质上的飞跃：生病就返贫；买个房子就返贫；财富一点也不牢靠。另一方面共产党有那么大量的贪腐，资产存量的财富都被 （贪了）。三公消费把老百姓多年心血都消耗了，非改不可！

茅于轼：我觉得现在王岐山反腐败还是很下力气的，而且确实也有很明显的效果。但问题是我们这个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根源，你把贪官抓了，它又产生出贪官来了，你抓不胜抓的。你得从制度上消灭这个贪污的机会，这样才行。现在光是反腐败，有用是有用，但它不解决根本问题，必须找到源头，把它的根源消灭了才解决问题。如今官员在一批一批的腐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出问题的是制度，好人也变成坏人了。

要从根源上消灭腐败，就要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所谓宪政，就是老百姓限制政府的权力，从各个方面限制它的权力。首先言论要自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公务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试不许作弊；第三，公务员的工资应该适当地提高。现在的公务员工资偏低，他不能过一个像样的生活，所以就会有腐败。在各个方面都要采取措施，你看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有这方面的经验，例如新加坡就是高薪养廉。

土家野夫：我认为党内腐败程度相当大，如果把腐败的概念定细定准一点，比如收礼收卡都算的话，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学多半都是官员（我是78届的大学生），太了解他们了，面对礼金，我没见过拒绝的人。在这样一个大面积的腐败下，这一届三中全会应该讨论这个议题，这个我相信。但是处理到什么程度呢？以往是处理到政治局委员的级别就上不去了。但是，当人人都有贪污的情况下，高层反贪就成了选择性执法，反贪成了排除异己的工具。既然都不干净，我就选择性打一些我看不惯的，不听话的，太大的后台我也不打。

我认为反腐最简单的办法，不需要双规，只要中国媒体开放，全民监督，公示财产，这不是很简单的吗？双规是党内的家法，而法制的要求就是不能有家法。

浦志强：党员本身并不一定是腐败的，只有掌握了权力才会腐败，所以反腐败的问题说到底是司法的问题，是在法治社会下开放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制衡，即使这样，权力本身自然就产生腐败。

马云龙：从我自己本身来说，当然对事情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不认为中南海里会出现一股新的改革力量。我认为眼睛只盯着中南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是讲一个词叫做“中国梦”吗，实际上中国的80年代确实是一个从上到下，全民共同做一个改革梦的时代。80年代的那次改革几乎触及到全民的利益，也给全民带来了好处，工人拿到奖金；农民承包到土地；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的干部得到了解放，在那个背景之下产生一个全民狂欢的状态，大家共同拥护改革。但是到1989年，这股狂欢几乎就已经终结了，全民共同做一个改革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90年代所谓的深化改革实际上多数人已经得不到好处，工人下岗；农民得不到土地；城市居民遭遇大量的拆迁。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是1.0版本的话，我将90年代的改革称为2.0版本，假如说有3.0的版本，我对此有所怀疑，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不能再唤起全民的希望，甚至老百姓听到改革两个字就开始害怕，不知道自己又要作出什么牺牲。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改革力量的消长也是十分明显的，80年代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是何其兴盛呀，上从名义上的党的最高领袖和政府的总理，直到下面一大批改革派的官员——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任仲夷等等。现在严格地讲，我不认为中南海里面还有改革力量，所以我认为决定中国将来变革的力量在中南海的铜墙之外，在于正在日益开始崛起的、觉悟到自己的权利的公民运动。

所以我对此次三中全会既抱有希望，又不敢有太大希望，现在的形势和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相似之处，都是矛盾到了极度激化的程度，再不往前走一步，就会出现整个倾覆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都希望有一些好的东西出来。但和35年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上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掌管了国家权力和经济利益及所有社会财富支配权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情况是30年前没有的。

这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并且拼死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不会作出让步的，即使现在出现了像习近平这样希望改革的人，如果不触动这个利益集团，所谓的所有的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万一触动了这个利益集团，就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你依靠什么来与之抗衡呢？而现在可能的改革者又下不了决心去依靠群众的力量，甚至于现在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打压民众的，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是不可能的。

程益中：中共官员的腐败病入膏肓，已经扩散到整个国家的肌体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造成中国国民性的堕落和败坏。如果不开放报禁和党禁，不实现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在现行体制下绝无可能改变这个状况。

张千帆：腐败是制度造成的，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就是必然的，而且会是非常普遍的。虽然现在中央的反腐力度很大，据说是打了十只“老虎”，但它不可能改变整个腐败的格局。所以，光是强调反腐是没用的。

如果中央组成一个独立的反腐机构，学习香港的廉政公署，让这个机构不隶属于任何的党，也不受行政或政治控制，这当然可以进一步加强反腐的力度。但如果不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其用处也将是有限的。

现在是在腐败发生之后，去整治腐败，以便打更多的“老虎”，但它没有去改变生成腐败的体制，腐败还在不断产生，所以不可能根治这个问题。

王俊秀：我认为纪委的垂直领导将会是在体制上的突破，并且可以适度地引进一些网络反腐。党内反腐问题是整顿内部纪律和凝聚力，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大的体制不会有什么改变。

高连奎：腐败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资本主义早期比我们现在腐败很多倍，现在的印度、菲律宾比中国更加腐败，韩国、台湾也腐败的极其严重。

大家可能认为是民主打败了腐败，但现实完全相反，民主不但不能治理腐败，相反会加重腐败。真正打败腐败的战后“福利国家”建设，比如欧美所谓民主国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其实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福利的民主，一类是没有福利的民主，那些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毫无优势可言，相反很多都成了典型的失败国家，而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但却是公认的腐败透顶的失败国家，而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红利”其实根本不是由民主带来的，完全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只会出现在有福利的民主国家。

而样本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与它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北欧、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中国和印度福利非常落后，腐败就非常严重。腐败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大家还可能认为落后国家不能实行高福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世界知名的福利样板国家比如北欧、德国、新加坡，都是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成的，比如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经济还非常落后，还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而北欧建立高福利国家的时候也还没完成城市化，而新加坡则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福利社会的，这些国家都是当时的落后国家，但他们的福利政策不但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崛起，反而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崛起，帮助这些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了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至今仍然是世界文明的样板国家。

华闻点评：俗话讲家贼难防，党内的腐败伤害最大的是党本身。但每天抓人砍头都止不住腐败，肯定是这个家出了问题。而且家贼往往不是家人捉的，都是街坊邻居捉的，所以说这个监督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