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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宁：党的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权力掣肘。但习李新政以来，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集体领导、和平交接已成惯例。希望今后的党内民主能听取更多更广泛人群的建议，尽可能走出“指定接班人”的传统模式。

杨佩昌：在党的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对现有权力的巩固。任何改革都会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所以，加强对军队的管控，强化对官员的管理，是领导集团的当务之急。

程益中：这个问题不可能提。

茅于轼：这一届和上两届不大一样，政权、党权和经济权都集中起来了，但是这一届的领导班子不是他（习近平）选的，而是上一代和上上一代帮他选的。他不得不考虑上两代的影响，这是他的权力来源所限制的。

你看美国的奥巴马，他要组阁，是邀请他志同道合的人组阁，你看国防部、财政部，都是他自己的人，他不会找个人来捣乱吧。但我们这七个人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不大会犯大错误，像毛泽东那样的错误是不会犯的。

袁裕来：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潜规则的问题。至于前面一任还有多少权力和影响力，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张宏良：这个问题很是荒唐，如果说中国三代领导人全都健在，就是三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那么请问，目前美国是几代权力核心共存交替？是八代还是十代？美国参众两院是否会为这样的现状及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估计你向任何一个美国人询问这个问题，结果肯定是要么对方疯掉，要么对方会认为你已经疯掉。

鄢烈山：党内最高层现在谁说了算我不知道。

土家野夫：我的感觉，有人像是不管了，可能也是真的管烦了，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好不容易丢出去了。而也有人对权力意犹未尽，仍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的兴趣未必能够和红二代出身的新老大对抗。年龄毕竟也越来越大，新上任的总书记要有个适应过程，但我看不出谁在将来能约束他，所有的权力都在他身上了。还有就是，在朱镕基时代、李鹏时代，总理地位比现在稍微高一点，现在的总理可能比较难。

司马南：“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问题是民主问题的核心，这也是西方政治学的常识。中国共产党自邓执政以来，邓而江、江而胡、胡而习，……渐至形成了一个有规有序传统。经过长时间历练的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得以脱颖而出，这种脱颖而是以复杂的形式呈现的：一、组织考察；二、百姓口碑；三、实际工作的考验；四、类似英国元老院咨议（已经退下来的相当级别的老同志提出参考意见，不是决策）；五、一定范围之内的票决机制。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五个方面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当然，这样的方式选举出的领导人比单纯的票举选出的领导人更具领导能力更有威望更能兼顾多个方面的利益。

有些人迷信票决。在中国的政治模式下，像奥巴马这样只当过一届参议员的人成最高长官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优势。这样一个没当过州长，没当过郡长的人，他凭借什么领导党，领导国家？在美国，奥巴马是当然可以的，因为真正决定美国政治走向和经济命运的不是奥巴马，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背后都受华尔街党的操控。

吴稼祥：群众路线交流活动，事实上是从思想到组织上都能把它调整到一个可以领会和执行的现任领导班子的施政纲领的位置上。是不是做到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三中全会大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活动成果的一个检验。也就是说调整到一定程度需要他们新团队的施政纲领。三中全会的意义就在于它跟十八大会议不一样，十八大大会的精神是前任总书记跟现任总书记之间的一个共识，因为那个报告还是前任总书记做的。新的总书记上任后一中全会、二中全会都不讨论施政纲领，一中全会主要是选举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二中全会只是一个过渡。为什么每一届三中全会一般来说都比较重要呢？总书记就任新职大约一年的时间，各种问题、事情都有思考，在组织上做了一点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团队的施政方向、路线图才能初步露出一点轮廓来。

刘军宁：我不关心，我不知道他们党内的事情。

五岳散人：应该说，从江泽民先生上台以后，平稳过渡把权力交给胡锦涛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是比较佩服江泽民的。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他能够进行第一次和平的交权，我觉得已经不错了。所以第一，江泽民是实力派这不用说，他的影响力和政治势力现在都还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组合，基本是在过渡看守中留着给习主席的。所以他们本身政治上的表现，也许是“浅实力”，他要是有能力早就做事了，但这十年没做成事。所以三个领导全健在，进行博弈是不存在的，因为实际上只有两代，之间的一代是进行过渡的。第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总要老，所以江泽民先生依然具有政治实力又怎样，他是属于防守类型，不可能具有进攻性地往前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现有的你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是希望把自己当年出问题的地方平稳地过渡过去，不留后患而已。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防守型的政策。

张鸣：这个恐怕是个难题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前的矛盾和冲突会加剧，但是能不能有办法来解决我觉得现在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不一定能够用什么制度性的方法来解决。

夏商：我觉得党内斗争是一直存在的。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一直都有权力斗争和竞争，文化大革命就是炮打庆功楼的产物。我们现在情况特殊，三代领导人都健在，其实美国也是好几任总统都活着，本身不是问题。但中共中央集权，带有集体独裁的性质，新老领导人交替，老人还是有很大权力，比如他的嫡系、学生和部下，有共通的利益输出。

胡星斗：我认为这倒不一定是太大的问题，三代权力各有代表人物在台上，他们会进行内部协商，也许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协商政治。

张千帆：我觉得现在权力的层次越来越多，党内的态势越来越复杂，让我们更加看不清楚。使得政治更加的不确定，人民对于这种前途的感觉模糊化。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权力斗争没有制度化。其实，权力斗争哪里都有，但需要一套规则去规范，不规范就会造成不透明。现在派系斗争的这个格局更加复杂，而且不好预测。

华闻点评：如几位被访者所言，三代领导权力核心的共存交替并不必然意味着巨大的问题，美国是个好例子。但是对于有着几千年官场文化传承的中国，我们却无法乐观。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关系和西方都大不一样，我们无法忽视传统的惯性和政权的特点。问题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是我们出了北京那个大院子就看不清楚的。其他被访者对此见仁见智，皆无法指出解决该难题的方法，也许只能将它留给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