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英国国家档案馆将原定于1983年3月4日播出的对华约宣战演讲稿公诸于世，让世人从这份鲜为人知的重要文献中，直观领略到冷战的紧张、残酷，更真切地体会到生活之美好，和平之可贵，体会到这一切并非如许多人想象得那般理所当然——原来我们曾离一场世界大战如此地近在咫尺。

档案的作用正是如此：忠实地纪录现实，然后将一切凝结成历史，留给后来人去探索、反思、还原、总结，去吸收经验，总结教训，去寻觅自己、家族、社会和民族的昨天。

中国古人讲“断代为史”，意思是囿于时代、情感、政治和社会的局限，人们往往很难对同时代的人和事，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和总结，只有时过境迁，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但岁月的流逝又不可避免会带来故事的销磨和记忆的模糊，从而令这种评价、总结因缺乏准确、翔实的参照而失真、失准。档案的记录、保存和定期公开，恰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在西方，从泥板书、纸草书、死海档案，到近代百科全书派的兴盛，文明的延续和文化的复兴，档案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古代中国，“左史记言，右史记动”的逐日记载，让一代代的“实录”成为数千年文明传承不绝的纽带。

进入近、当代，世界大战、冷战和政治风云，让这段历史不断被人翻来覆去地改写，甚至整个政治坐标系也在不停翻转，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政治派别、知名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实表现，乃至被历史长河所湮没的城市、社区、乡村、社团、宗族，失去的亲友线索和记忆，都仰赖当年档案的留存，和今日对当年档案的解密。

苏联解体之际曾被称为“国际共运史学家的黄金十年”，在1991-2005的14年间，仅俄罗斯联邦的各级档案馆，就解密了跨越整个苏联时期逾1260万件档案，为研究国际共运、肃反和苏共政治斗争、苏联境内民族矛盾、苏联与各国间的秘密外交，以及冷战史等，提供了丰富且弥足珍贵的素材和资料，说“重开乾坤”毫不为过。然而这种近乎倾囊而出的档案解密，系苏联迅速解体、继承者立足未稳的特殊过渡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现象（事实上2005年后这扇开启的宝库大门又慢慢合上了大半），各国通行的惯例，是定期解密，如英国规定，官方档案除与国家安全攸关的高度机密外，解密期限为30年，美国同样遵循30年解密的期限并规定30年到期未解密需作特别说明，而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解密期限则为50年。这些档案前后衔接，门类齐全，记载丰富，按照目前的解密次序，二战、冷战期间大量谜团，有望从各国解密档案中找到解答。俄罗斯已开放供查阅的档案，号称达600万卷、82公里长，而美国仅2009年一次性解密的冷战档案，就达4亿页之多。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档案的保存、查阅和索引，都远较过去便利，以往仅限于专家、学者的利用之便，如今门槛已大为降低了。

档案可以告诉你我历史的真相，这段历史可能是世界、国家的“大历史”，也可能是家族、长辈的“小历史”，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通过定期解密档案知古鉴今，是人们理应享有的权利，各国有关部门理应为人们享受这一权利，打开方便之门。

在一些国家，尽管有《档案法》，也有定期解密的原则和规定，但实施过程中却大打折扣，如中国， 《档案法》早在1987年就已通过，但首批解密的外交部档案却是17年后的2004年才公诸于世，《档案法》中明文规定的“30年到期解密”原则，在实践中也大打折扣。

历史记载真正的力量，乃在于真实，而真实最亲密的朋友，则在于坦诚。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对定期解密档案持保留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啻于“替古人担忧”，甚至“为古人分谤”是既不应该、复不明智的。某些手握档案宝库钥匙的人理应明白，在法律明确规定了定期解密义务的情况下，档案定期公开，于公众而言是不可剥夺之权利，于持钥匙者而言，则是不容回避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