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伤未痊愈，雅安再次揪住中国民众的神经，消息所到之处，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物，而和五年前汶川赈灾过程中有明显不同的是，以往垄断救灾的官方机构不再一股独大，相反，民众更加青睐民间的公益组织。

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42分钟，红会在微博上发出了第一条消息，内容只是转发一条为四川祈祷的微博，但与当天共发出的39条微博内容一样，收获最多的评论内容只有一个字：“滚”。而红会当天收到的捐款也只有区区数万，远远低于由大量民营企业大佬们站台的壹基金上千万的募捐。然而，中国民众并没有随风倒随大流地盲从。当有关壹基金经费需经手红会才能赈灾的传言在网上弥漫，大量民众开始深究壹基金的捐款流向和救灾进展。

正在地震灾区赈灾的中国民间公益先锋人士邓飞对《华闻周刊》表示：“民众捐助大量涌向民间公益组织，对民间公益组织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壹基金这次获得捐款的比例可能会比以前更高一些，但这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民众的期望值会随着捐款额度一样提高。”

而在官民两类公益救灾的激烈竞争中，“一方面将倒逼官办组织的改革，另一方面也会迫使民间体系更加完善”，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在接受《华闻周刊》采访时分析。

“公众在捐款时受红会一系列丑闻影响，有意识地在惩罚红会，选择民间的很多公益组织捐款”，邓国胜教授分析称：“官办公益机构长期以来垄断赈灾捐助，在效率、透明度以及公信力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今已经影响到这些组织的根基。”

“但是，我们不能将官办组织一棍子打死。官民两类机构的当务之急是取长补短。官办公益的经验、组织渠道、信息等方面非常完善，民间机构的活力和透明度相对明显，如何通过竞争机制，推动所有的公益组织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从而发挥各自的优势”，邓国生教授称。

同时，民间公益组织有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呢？邓飞从几个方面分析：“透明度方面，民间组织还好，但是在组织治理、执行能力等方面，随着捐款数额的急速提高，如何通过合适的项目和渠道实现有效的救助，面临巨大考验。”

从雅安赈灾的公益进程看，邓国胜教授和邓飞都认为，得益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普及，公民的自主和参与意识也更加理性成熟，势将中国公民社会推向新的阶段。

观点

雅安地震，政府不再自己出面搞全国募捐动员，也没有规定只许某些机构接受捐款，而是支持公益慈善组织依法募捐，并各自负责向捐赠者反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让慈善组织自己凭借各自的专业能力和信用，并让公众由选择自己信任的机构，公众还有什么可骂的？希望这场救灾和灾后重建，能成为中国公益组织重塑公信力的新起点。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官民公益可并生多赢，非你死我活。透明、公开和专业，是公益组织生存命脉，做不到，就会死，谁都一样。我在芦山宝兴天全见帐篷几乎都是红会和民政部门提供，致敬红会坚韧努力。巨额捐款将逼迫民间公益大幅提升治理执行能力，必有波折，和红会一样，须各界宽容。

——邓飞（“免费午餐”发起人）

慈善不是社会责任，不是必行的道德，更不是谋求功利的精巧手段，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人皆有同情怜悯之心，关爱他人带来愉悦感，感受在自心，非外在标准能够衡量。捐五毛和五千万可以产生同样的精神满足，如何排名?何需排名?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从日本阪神地震的灾后重建资金来源对比中国，我们捐款就是有公民意识，我们捐款就是公民行动，所以中国人的大灾大难就通过捐款表达公民意识。拿捐款当选票，捐款是人们表达公民意识的唯一可通的方式，这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特有逻辑。

——杨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的公益慈善正走向越来越透明、公正、专业、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仅仅探索了十几年。没有当年中国红十字会的支持就没有壹基金今天的独立和成长。要允许任何一个公益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技术选择的偏颇。

——李连杰（国际功夫巨星，壹基金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