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餐馆感受到的食材提价，远远不止百分之几，平均而言，食材总体成本提高大约25%，我们正考虑在这个月底提价应对，可却又同时担心提价会减少客源，真是左右为难。”

（本报特约记者：高丽莉）

在Surrey Quays勉力运营着一家中餐馆外卖店的翁先生对眼下的艰难时世，忧心忡忡。一方面，食材成本大幅提高，可面对激烈的竞争又不敢轻易提价；另一方面，英国整体经济环境的弱势、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又已经在让中餐馆的客源陡减。翁先生今天所面临的困境，绝非个体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英国的中餐馆业，以及从业人员的待遇，在近期的食品价格危机与一直横亘的经济危机面前，普遍受到较大冲击。很多餐馆都无奈选择了或提价、或减员、降薪的应对策略。

食材成本总体增幅约25%

据《华闻周刊》记者调查，目前大部分中餐馆的进货渠道都是华人经营的超市和控制的埠头，一方面是因为便于购买到相对价廉的中国调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部分中餐馆老板都认为“中国人与中国人沟通起来少很多障碍”。

在此次整体性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危机中，中餐馆特需的红薯粉（淀粉）、味精涨价最多，几乎涨了一倍，一些特别的中国蔬菜增幅平均高达30%，其余普通食品价格增幅则与本地超市大体一致。

相对而言，中餐馆所特需的调料如酱油、醋，以及米等，则几乎没有什么价格浮动，相对稳定。

翁先生掰着手指告诉记者：“涨价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只是到一个月前突然就涨得吓人。薯粉去年年头是22镑一袋（25千克），到今年年头就是30镑一袋了，前两天我刚去进货，竟然已经40镑一袋了！排骨，去年还12镑多一公斤，现在最便宜的排骨也得卖20镑一公斤。20公斤装的油，一个月前还14镑一桶，现在已经是20镑一桶了。”他说，平均算下来，食材的成本涨了大约25%。

客源陡减比食材上涨更严峻

相对于食材的上涨，因经济危机、失业率而导致的客源陡减是包括中餐业在内的餐饮业更大的隐忧。

“薄利可以多销，但问题是现在的利已经很薄，可客人却仍然在减。这是最让人担心的。”在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一带经营外卖店15年的阿开，面露忧色。

“客人就是从新年后，突然就减少的。去年12月份平均每天还能有六、七百镑的营业额，到1月份就突然平均只有四、五百镑一天了。最惨的一天只卖了三百多镑。”

而在记者采访翁老板的外卖店时，自当晚五点到六点，一小时内仅有一对客人消费，点了两份炒饭。位于闹市区中国城的一家港式茶楼经理向记者抱怨，“周末生意还好，可一到工作日，生意淡得连服务员都觉得很无聊。”

中餐业的应对“招式”与隐忧

策略一：提价隐忧：进一步减少客源

历来，中餐馆相对于本地西餐的一大优势，除了中国风味外，便在于其价格相对便宜。“薄利多销”几乎是目前英国中餐业的一项共识。然而，面对食材成本的高幅增长，中餐馆也不得不在忐忑中提价或者打算提价。

相对而言，酒楼的菜单，总体提价高于外卖店的增幅。比如上述的港式茶楼将其虾饺从原先的2.5镑提到了3.5镑一笼，而平均而言，每道小食都涨了20%左右。

很久没提过价的阿开，其外卖店在圣诞节前一个月提价平均10%左右。起送价格从原先的10镑涨到了12镑。翁先生则打算本月底提价5%。

可是提价背后的心态却是忐忑不安的。一方面，担心提价会影响客源，事实上也多少影响了一点；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同业竞争的问题。

“中餐馆竞争太激烈，就我们这条五六百米的街上，中餐馆有两家，中餐外卖店一共四家。四家外卖店，说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口味都已经本地化，比的也就是价格实在，大家都互相盯着，熬到现在还没涨价，可实在是无利可赚了，简直是恶性竞争。”翁先生说，他打算率先涨价。

策略二：减员降薪隐忧：服务质量下降

除了提价之外，中餐馆能够控制成本的方法就是减员和降薪。这对餐饮业普通从业人员无疑又是沉重打击。

阿开的外卖店从1月20日之前，专门请看台负责周一到周日的接单，但因生意陡减，不得不让看台一周只来三次。她自己上阵负责接周一到周四的单，外请的看台只在周末三天最忙的时候来帮手。这样，如此的变相减薪，一周可以减少120镑的成本。

位于唐人街的一家广式餐馆，则采取了裁员和降薪并举的方式。经理阿星称，工作日生意少，不需要那么多服务员，周末忙的时候，请几个兼职打工的学生仔就可以。据记者向他们的服务员了解，他们的薪水，从圣诞节前的5镑每小时已经减到了现在3.8镑每小时。

据这几位服务员介绍，他们也试着问了唐人街其他几家餐馆的价格，3.8镑每小时，几乎就是眼下统一的行价，所以他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为生活所迫，挣扎在最底线上。

减员、降薪，导致的潜在恶果就是，服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服务质量下降。而低薪所导致的极高人员流动性，让餐馆又不断需要培训新人。这均导致了服务质量的下降。

欧洲经济何时能够复苏，中餐业何时能够走出艰难时局，这是人们都很关心却又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