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剑桥，呼啸着风起云涌，掩埋在层层彩林的秋光里。三一巷里回荡着咿咿呀呀的人声，夹杂着自行车与青石板的声响，那是属于剑桥的市声。这一日的唱吆开启了。
这是我十多年前曾踏足的地点，多年后像是一个轮回，我又来到了这个雾迷风韵的桥城。站在纽帕克街三楼的露台上，夜里独酌一杯三一酒窖里的佳酿，点燃一盏香檀，驱散千年古城里漂浮着的深厚湿气。有时纽约波士顿的记忆会交织在眼前，这些年每换一个地理经度，便重新开始了对自己的审视。结束开始，结束再开始，揪着心口铭记 。
金耀基先生曾提及，剑桥大学的教育传统是心教，三段的学期时长，让学生有足够长的时段去涵泳。如果说美利坚的博雅教育是对我外界认知的塑造，剑桥则开启了我的自我探寻之路。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我时时心念这剑桥的校训，意思是这里是智识起源之所。
在西剑桥的芦苇荡里，同窗指指漫天的星云，在夏夜的雨露里举起盛满露西酒窖久酿的琼瑶，点燃小水晶灯，读上一本霍伯斯。芊芊柳丝间的露珠冰清玉洁，颂夕阳，绘素月，与院士们论道。
一切的相遇早已注定。零三年夏初，我在Clare College门前拾起一颗松果，从此供放在书桌前多年。那时的我极度崇拜霍金教授的新作《果壳中的宇宙》，每日都在国王学院街翘首等待着与这位巨人的邂逅。
剑桥最亮丽的风景莫过于在风漫弥露的月夜，昏黄的路灯辉映着国王学院的古老建筑，夜色里响起悠远的钟声，翠林之中展现的七色暖流潺涌不息。
十年后，在麻省、芝大、杜克和剑桥大学之中，我放弃了前三所大学，而选择来到了剑桥。开学的第二日，我便在土地经济系的米尔巷偶遇了霍金先生。彼时彼刻，在圣体钟的摇摆中，剑桥的这些巨人们与世界相遇，与世界相蚀，不辱使命，以与众生相遇。
我向前靠近，他的护士正推着他的轮椅，他的身体陷在轮椅之中，愈显瘦弱，轮椅向前，发出缓慢的声响。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躯体里迸发出了有关宇宙起源的各种奇妙构想和有关时间断面的伟大猜想，这不得不让人惊叹其伟大的内心力量，这力量足以用来反抗所有束缚他的一切。看其虚弱的状况，我不忍过度打扰，只好在心里静静仰视。
霍金先生的家就在达尔文学院后隐蔽的小巷子里，这里有层层的树丛遮挡，每日傍晚六时左右，人们就都瞧见他下班归来。
我在剑桥遇到的另一位有意思的人物是彼得•高达先生。他是圣约翰学院的前任院长，同时也是我的房东。其太太同样也毕业于康桥，是女性问题研究学家。彼得•高达先生与霍金先生是同一代的高能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现代高能物理学Goddard–Thorn theorem弦理论的奠基人。
这位与霍金一块成长的高能量子学家，崇尚艺术，在我入学的那一年，他刚好被普林斯顿大学聘用，到美国去教书。他的房子因此空了出来，正是因为这个机缘，我们才得以住进了这个位于帕克街的大院。
我与他的首次见面，时逢感恩节的清晨，彼得院长从纽约飞抵英国，打算回北爱尔兰探望自己的孙子，路过剑桥，便特地来看望我们。他到来时捧着一束湛蓝的鲜花在门口张望，我赶紧请他入屋，并为他沏上了一壶锡兰茶。
他喝一口茶，指了指书架上摆放这的《剑桥两千年》和Woody Allen的数部作品，对我说：“我从大学开始就在这里，从未离开过。”沉吟片刻，他有道：“回头我给你们介绍邻居吧，你看那是T数学家的大院，他是Fields Medal的获得者。”
冬夜里，星星点点的雪花伴着Vivladi四季冬日的协奏曲，在家旁的葡萄牙巷中飘荡，那里也是剑桥的秘密协会Hawks的所在地。
每日黄昏，我从米尔巷走回康河畔20号纽帕克街的家，满墙的紫罗兰伴着国王学院的钟声在风中摇曳，摇摆的节拍，皆有韵调，像是大学时每周在格利施戴格沃尔教授的琴房里不断韵诵的mezzo forte、crescendo、 adagio和legato, 清雅悠远。再大的苦难、辉煌、挫败或旷世的情感记忆，对于这座城而言，都是片段，都将被千年的石墙吸附消化，留下的只有迷离烟雾。
不同于美利坚，康桥的雨飘然如幻影。在雨后扑朔透润晶莹的晨雾里，划艇穿过狭窄的河道，我总爱站在纽帕克家中的露台里，眺望康河里泛舟的游者。偶尔还会看见他们把演奏器乐置于舟中，一边推波前行，一边唱吆时光。那素净的时光，格兰斯特滩头的笛声，似曾相识，婉韵像是另一个查尔斯的剑桥。
在每个夜宴之上，我总想一把抓住那中世纪庭院的幻影。康桥的学子穿着黑色的学士袍在橙白的流萤中，奔赴学院每周的正式晚宴。学院的晚宴沿袭中世纪的传统，开始前，院长会轻道一句：“benedictar benedita。”座位按等级排位，学院的高级学者可以移步至高台。在五月舞会上，我瞥见了同窗们燕尾服上的家徽。
春日里，我们会在莫德林学院过道里等待正餐的开幕，远远看见穿着正装的莫德林院长和约翰•格尔顿教授。“那是传奇的格尔顿教授，去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身旁的意大利同学笑道。我好奇地踱步上前与他交谈，格尔顿教授不仅没有拒绝我，还非常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状况。“你的导师是哪一位？”我答道：“彼得•泰勒。”
他笑了笑，表示熟识。在这诺奖获得者密集度最高的城市里，谈笑怎能没有鸿儒呢。晚宴结束时，他留下联系方式给我。 我意外的发现，这位从伊顿走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开着一辆最普通不过的小白车。
在剑桥彭布罗克学院的草坪上，我放下鲜红的裙摆, 望了望被夕阳染的干红色的墙垒，那红色一路烧到云的尽头。在年度晚宴上, 理查德院长这位纵横欧美政坛的政客与宾客们谈笑风生。
在剑桥大学的毕业生里走出过一生的连理，走出过一世的伙伴，也走出过政商同盟。倘若未来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属于剑桥的声响、韵味、对剑桥的迷恋与康桥之谜刻进荧幕的菲林里。
我也将不辜负这好时光，如艾略特（T.S Eliot）所说：“To strive, to seek and not to yield.”我们终究会是这迷离千年剑桥城的过客，但我们从未分离，因为我们同出一脉，这里有我们的信仰。
我回头望望剑河，它早已与那橙黄又半雾的桔子灯一起融在了夜幕里，而我却久久瞩望不忍离去。
（本文作者曾旅居剑桥、伦敦、纽约和波士顿，喜爱剑桥的三一巷、伦敦埃奇韦尔的烧味小店、纽约中城的西三四街和波士顿的鳕鱼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