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很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于是把那些听着《Smoke Gets in Your Eyes》的“最好的时光”拍出来，成了侯孝贤的一种执念，一种“偿还”的执念。对于时光，“我们用怀念召唤它们”，他说。

他是这样一个导演——拿电影来“偿还”人生，也是这样一个导演——不论是否被理解，都不随波逐流地独树一帜，同时也是这样一个导演——在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领奖台上坦承“不好找钱（投资）”，淡定而坦然的脸上是没有波澜的、近乎严肃的平静……《聂隐娘》2015年5月20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上映，被观众惊呼漫如诗歌山水长卷。一时间，他似乎从头到脚都沾染上了古代中国的水墨缱绻意。可和他聊电影，他又毫不避讳地向你吐槽“找钱难”，将“仙气”和“接地气儿”这两个词同时放在一位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身上似乎并不能让人心悦诚服。可他，就是这样的导演。

在戛纳见到侯孝贤三次，第一次是在台湾电影中心主办的“台湾之夜”派对上。他穿一件薄运动棉袄，一条洗得微微泛白的牛仔裤，戴一顶旧旧的白帽子，我一转身发现他就站在我身后，愣了几秒神我才认出他来。因为对他作品的喜爱，我走上前去喊了他一声“侯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越过旧旧帽檐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淡淡地嗯了一声，然后继续滔滔不绝着电影的话题，犀利的目光时不时地扫过我们每个人的脸。

和我们聊天时的随意坦率不同，当晚活动上，主持人邀请他和舒淇上台发言，他表情严肃地拒绝了舒淇递来的话筒，舒淇只好笑着对大家解释“侯导说他不想讲话”。返回后台后，他却继续和我们聊他的电影，大家问起他对这次拿奖的期待，他的脸上居然泛起一丝不屑一顾，“拿不拿奖不重要，别信这个，评审是评审，每年的评审组成结构都没法儿判断，自己拍的东西，做没做到自己想做的，自己心里清楚”，随即扯起十年前他带舒淇来戛纳的往事，他的讲述总是琐碎而漫无边际。

之后每一次见他，我都会被他“惊艳”到，哪怕他永远是一条牛仔裤、一顶旧帽子走天下。我这么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执着，也因为他近乎直接的坦诚。“像我这样拍电影其实是很奢侈的，找钱不容易，如果影片不卖座，可能下次拍片遥遥无期，这是所有导演都要面对的一个选择的问题，我选了拍我想拍的。”他语气很淡，脸上依旧没有表情，“有些片子，没钱也得拍。”说得任性而坚定。

从那片昏黄朦胧的《恋恋风尘》，到撕心裂肺后与软弱告别的《童年往事》，到明媚忧伤得不愿意醒来的《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用他懒懒的讲述和长长的镜头为我们造了一个又一个松缓纯粹的“自由梦”。

这一次，以镜头美学著称的侯孝贤，在 《聂隐娘》里再度将他的长镜头、空镜头和固定拍摄玩转到了极致，他压根没有试图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非常任性地给了你一些线索，甚至一个只有声音的空画面，剩下的全由你自己去想象。恰恰是这样的  “自我”，这样“没有任何收买观众企图”的作品，水墨画似的留白，空远深邃的谧静，忍而不发的情绪，却有其独特的气韵。

我问他这样诗意的拍摄灵感是不是源自于对诗歌的喜爱，他笑得很灿烂，但随即否认了，“我没有那么有才华，我喜欢看书，看文字。”讲起他喜欢的书他也能像聊电影那样滔滔不绝。他告诉我，他还有三个唐传奇的故事想要拍，“不过得找钱”，他随即又毫不避讳地扯回了现实问题。

和很多导演不一样，侯孝贤从不排戏，他的镜头通常很远，他会让演员自己去发挥，“他们怎么诠释都可以，他们进入、投入就会有神采，哪怕和我原来设计得不一样也没问题。”这种做法源于他的人生哲学，“我不想安排东西，”他说，“真实的人生每个都不一样，所以不能要求必须怎样。”比起注重结构和戏剧性的导演“这里必须打一巴掌，那里必须掉一滴眼泪”的做法，侯孝贤更注重人性的自然，我想这也是他作品里透着散漫的精致的原因吧。

将中国盛唐风貌最低调也最高调地呈现在西方世界，侯孝贤没有指望让人懂，就像   《聂隐娘》里那只孤独得没有同类的青鸾，他一直也是“一个人”。可这一次，他的  “特立独行”却将整个世界的关注点都吸引到了这个中国最美的年代，悄无声息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了最华美的“背书”。

当我问起他对向外推广中国文化有何良策时，他却笑得狡黠，“那就是你们要做的事啦，我都七十岁啦。”然后他顿了一顿，“文化到了深层，哪里都差不多，都是关于人性和世界，人的存在和人的生活。”

我一直在思考要用怎样一些词才能形容出我对他的感觉，后来我脑海里出现了范仲淹的这样一个短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回来写文章之前，我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他的相关“语录”，惊喜地发现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好似一条河在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很欣赏这样的远阔。”我心领神会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