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中国一待就是十余年，期间，他写出了“中国纪实三部曲”，给自己起了个如今已颇具名气的中文名字——何伟。2014年，他的新作《奇石》再度登上最佳畅销书榜单。
接受《华闻周刊》采访时，何伟正身在埃及，因此交谈通过Skype进行。他聊起自己这些年的旅居故事以及对中国的观察见解，友善而健谈。
从学生时代起，何伟就痴迷于旅行。在牛津大学读英语文学硕士时，得益于奖学金，何伟不必操心学费及生活费，他省吃俭用，偶尔自由撰稿，攒下来的钱都花在了旅行上。
读研的两年，他在瑞士和奥地利徒步旅行，足迹遍布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学业完成后，他模糊地知道自己想要加入和平队，然而计划成形还需要时间，于是他继续了自己的旅程，从捷克的布拉格出发，一路横穿斯洛伐克、波兰、白俄罗斯，最后抵达俄罗斯。
何伟在莫斯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西伯利亚火车，就这样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那是1994年，何伟在中国待了六、七周。为了省钱，他买了个帐篷，在合肥的一所大学里露营。
“他们允许你在校园里露营？”我吃惊地问，90年代合肥的大学想来不会那么开放。
“我猜他们不知道拿我怎么办。那时合肥没有多少外国人，我又不会说中文。当时的情景倒也有趣。”何伟惊讶于中国城市中涌动的生命力和能量，与俄罗斯的萧索空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印象促使他在两年后加入了和平队，成为了涪陵的一名外籍英语老师。
1996年的涪陵还是个封闭的小城。何伟没有电话，也上不了网，整个城市只有他和另一个同事来自国外。
“在涪陵我没有太多的事做，除了教课，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专注于学习中文。”我问他是否感到孤立，他直言：“我知道这两年的时间我会感到孤立，但我想这样做。和平队在美国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了，据说在和平队的经历从来就不是简单轻松的，所以加入的人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在涪陵生活的困难之处在于你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学习中文，学会耐心，学着如何与当地人相处。这个地方非常消耗人的精力，那段日子我常常生病。90年代的涪陵与现在很不同，很多挑战，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我可以看到自己在提升，同时我的学生也在进步。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渴望前往别处。”
谈到在涪陵生活的不足之处，何伟遗憾地指出，他无法过多地与同事相处。“因为上级对英语部门的指示，我与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我现在的翻译李雪顺，也就是当时的同事。在我离开涪陵后，政治氛围更宽松，他才与我成为了朋友。但在涪陵教书时，我能感到他想与我交朋友，事实上他并没那么做。有很多年轻的老师都是如此，真的非常遗憾。所幸我的学生们更开放，我在镇上的当地人中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我那时的生活大多是在校园之外。”
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国人，百分百地做到入乡随俗毕竟不易，何伟在《江城》一书中就写到与当地人发生的一次冲突。事情的起因是他和朋友亚当在街上摄像，一位自称市民的人宣称他和亚当这样做犯了法，群众的排外情绪被挑动了起来。“一般情况下我可以说服大家，阻止事态往坏的方向发展，但那次事态失控了，真是件令人非常沮丧和低落的事。当时我在涪陵基本已经待了两年，我对一切都已经很熟悉。那件事是对我的一个警示，提醒我涪陵还不是百分百地开放，人们还是带有排外情绪的。它并没有改变我对涪陵的印象，但是它确实提醒我面前还有很长的路。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遇到类似的事情。虽然1999年中国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被炸的时候，你能感到中国人民对外国人的愤怒，但总体而言，我感觉中国人对外国人还是越来越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就曾写过，作为一个外国人，一旦你会说中文，你在中国就很有优势，人们对你会比对待其他人更友善。”
“你认为这种优待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问他，何伟顿了一下答道：“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很少见到外国人。中国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外国人不常见，当然如今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当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闭关十多年，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我现在居住在埃及，埃及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就比较见怪不怪，来来往往的外来人太多了，埃及从来没有因为政治原因封闭过。”
两年和平队的日子过去，何伟的中文已然流畅，他能够与当地人自如地交谈了。在他平时的休假日，他游走了很多的省份，如新疆、西藏、云南、四川。在结束了教书生涯后，何伟更是租了辆车，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周游。他申请了外国记者证，边为《纽约客》杂志撰稿，边继续着自己对飞速变化中的中国的观察。
在北京，他为自己租了个小家，但住了一年后，何伟意识到与更为平凡的中国失去关联的风险，于是他在怀柔的三岔村又租了间农舍，“我需要参与到这样一种公社生活中，它帮助我更了解中国”。在三岔，何伟用六、七年时间观察记录了魏子奇一家由农转商的变化过程，他谈到自己作为记者的另一个优势： “我没有其他记者那么忙，我可以靠得近些，花得时间长些。我对刊登的故事也拥有很大的自由度。”
何伟认为记者这一快节奏行业所要求的时效性与多产的压力限制了他们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何伟一年不会写很多个故事，但每个故事他都花很多时间与故事中的人相处，也正是如此，他的故事蕴含了时间的跨度和厚度，这 在一个记者的文中并不多见。在他的笔下，对于人物的观察和白描会占很大篇幅。“当我写一个人时，我想要做的是与他相处足够多的时间，让他对我的存在习以为常。”
然而，让小镇的居民或村庄里的农民对一个外国面孔的存在习惯并非易事，何伟认为自己在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耐心，“当我写工厂的故事时，人们对我的出现已经不见怪了。于是我可以在他们做事的时候站在一边。只要他们习惯了你，就会忘记了你，他们的行为表现都是自然流露。我可以站在一旁看工厂老板如何和他的员工交流相处，没人在观察我，而是我在观察大家。”
同时他也指出，相比其他国家，在中国与当地人相处更费时，“中国的文化比较传统，人们从本质上更内向。他们并不一定喜欢谈论自己，有时对记者这个职业比较紧张敏感，加上我又是外国人。”
何伟游走在中国的大小城市，他观察中国、书写中国，如此持续了十一年。他解释自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活这么久，是因为看到事物在积极地变化。如果他感到沮丧，他不会在这里生活这么久。相反，现在居住埃及，他非常喜欢当地人，但是他感受不到进步。“这里的革命可能反而让生活变糟糕了，我认为我无法像在中国一样在埃及待十一年。”
生活在中国的时间，何伟感叹于身边的变化，但他也坦诚自己只料到了变化，却没料到变化之快，“尤其是交通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初到涪陵时，每次我去成都和武汉，都需要租条船。现在那里有三条高速、两条铁路，还有高铁。在90年代，我的学生中没有人家里有车，我认识中的人也没有任何人有车。现在他们基本都有车了。”
我问他在这样迅猛的变化中，他从当地人的身上观察到了什么，他答：“人们对外界的意识更强了。作为一个外国人，与人们相处时，我感觉他们比以前更自信了，也更有教养了。我观察到的大多变化都是积极的，虽然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着同样的缺陷，媒体的自由表达也会受到限制。”何伟的书里充满了幽默，针对中国，他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
2007年，何伟离开了中国，四年后他带着家人一起移居到了埃及。“你好像对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很感兴趣？为什么去埃及？”我禁不住问他。“作为一个作家，历史悠久的国家给你更多创作的可能性。埃及和中国都有很强烈的身份特征、个性和深刻的历史。作为记者，我需要有新的视角，这是我移居到埃及的原因之一。”
“那你现在找到新的角度了吗？”我又问。“埃及跟中国非常不同，我在这里体验到了一个宗教社会的运转模式，同时这里还在发生着政治变化。埃及没有很强大的政府，在短短五天内你可以看到政府被颠覆和改变，总统进了监狱，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在埃及看到了一个虚弱的政府，这跟中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在中国不会看到这些。这种对比让我去思考政治和权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一个创作者，何伟有着敏锐的自我观察和反思。从埃及到中国，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与《华尔街日报》的美籍华人记者张彤禾结了婚，他的双胞胎女儿在2011年出生。谈到婚后写作生活的变化，何伟告诉我，他在安排时间上要更谨慎，他更忙了，无法像以前那样游荡。但写作的过程并无本质变化，依然是采集素材和故事，整理后写出来。
有人说孩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何伟不认为这是绝对的。“你可以爱孩子，但你同时也可以爱你的工作。”何伟的女儿的中文名字随妈妈姓张，英文名随他姓海斯勒。他认为孩子的名字都随父姓不很公平，他随后告诉我，女儿名字“张兴采”和“张兴柔”中的“兴”字也来源于妻子家族中的字辈。
何伟和妻子计划在开罗居住五、六年，然后再回中国住上五到七年。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在中国能感到舒适，让她们与这片土地相连。在被问到女儿的教育问题，何伟犹豫了：“也许我会让她们在国内上两年学，学习汉语。我觉得她们年幼时接受两年中国教育是可以的，但我不会让她们长时间地生活在这个制度下，压力太大了。我也不喜欢中国教育中过多的政治因素和集体主义的理念。我在《寻路中国》写过魏嘉的学校生活，我本人是个人主义者。或许你在北京或上海能找到更好的学校，但是我想我们会住在成都或者重庆。”
何伟谈到了自己的教育，“我觉得我接受的小学到初中的教育并不是那么好，我的高中也一般般，但我的大学很棒。我认为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学校只是其中之一。我本身从我的父母身上学到很多，从八岁起我就可以打不同的零工。我从工作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现在住在开罗的何伟每两周去上一次阿拉伯语课，其他的时候他会去实地采集素材，开车到埃及南边采访当地人，再回到开罗整理笔记和写作。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他关于中国的四本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以及无数的采访，谈及中西方的关注角度，他表示美国人关注的问题更基本简单，比如“中国是什么样子？”“政府如何？”“人们生活如何？”，而国内大家经常问：“作为外国人你观察问题的角度如何不同？你的角度趋势你如何行事？”
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倍受欢迎，何伟感到惊讶，“意料之外，我也很受鼓舞。传统上讲，中国人对外国人如何看待和描述他们比较敏感，但大家对外国的角度越来越开放了。我希望我的书能对国内的读者们有用，启发喜欢纪实文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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