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入口处的商殷时代青铜礼器双羊首祭典酒器，它高约55厘米，腹宽约45厘米，厚度约25厘米，四腿鼓圆，修饰图纹是圈和鼓点，腹下二边伸出戈型片。

三千六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部落之间一直进行争夺领域和掠获奴隶的战争。千百年下来，一些大的部落联盟控制了广大区域和大量战争奴隶。拓疆扩土和长治久安的现实需求让奴隶主们费尽心思去构造礼仪制度，包括祭典天地、祖先仪式和器具，这些仪式要搞的神鬼共识才天经地义的有效。一开始，各式各样礼器无系统而杂乱出现。文字，图像符号，图腾和鬼神咒语出现在神宇的墙壁、大石柱、龟甲、动物和人骨上，五花八门。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炼铜技术的发明创造恰巧为解决这一乱像提供了方案。考古发掘的资料而证明，中国人在进入父系社会的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时期有了铜器，如在黄娘娘台遗址出土的红铜和在张家嘴遗址发现的炼铜渣。这时期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明已然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商殷成汤立国时代，它的青铜铸造业已经成为独立手工业，在郑州铸铜遗址发现大量陶范和炼锅，能制做鼎、爵、尊、镞、刀和戈等青铜器。用金属器来生产和生活，表明中国人是人类中首拨迈向文明社会的幸运儿。

早期遗址的青铜容器多为平底，有壁薄、文饰粗略的特点。工具也偏向手工业使用。但是到了晚期遗址，产品多是单一而精致的上层社会生活用的礼庆用器，有限的铜业资源没有被用来发展成人民的劳动工具，而是用以确立和维持贵族生活制度和阶级权力。

青铜礼器有一定之型，符合中华先人的天圆地方的礼典观念。其上或有想像中的图腾神话图案，或是咒恶鬼的饕餮符号，或是封王封地的家族记录，或是权力神圣化的云雷纹，它让庶民和奴隶对王国青铜礼器产生莫名畏惧。周灭殷后，对新的疆域采取分诸侯而治的办法，青铜器又被用来记诉分封大事记。例如，在镇江烟炖山发现的青铜铭文宣布并记载周王赐与宜侯土地和人民。陕西李家村的出土的西周青铜尊和的铭文记录该墓主生前授王命统领护卫王室的六师外，兼任镇抚殷人的八师。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入葬制度

图二：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陈列的东周早期的青铜礼器。

青铜器入葬制度是重大社会规则，随葬青铜列鼎的是贵族。一等七鼎，仅为诸侯及太子所有；二等五鼎，三等三鼎，为不同等级级的卿大夫的供器。商殷是奴隶社会的开始，奴隶是会说话的劳动苦力，可以当商品买卖，可以任意屠杀。在发掘出的大量商殷贵族墓穴中发现数十到上百的奴隶殉葬人，他们经常的大量的被杀戮，他们同青铜器一道被主人带入坟墓。

到了战国，旧贵族的政治和财产力量开始衰退，新生社会力量开始平分秋色。社会等级制度必需要容纳新的力量，做出相应的调整。人殉也到此结束。贵族墓中仍然有列鼎，但是平民（指新生社会力量）已经可以以鼎入葬，有在新贵族墓中发现铜编钟乐器。

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

青铜工艺技术在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到春秋中期，一般容器的器身、耳、足、钮等附件都是一体铸造的。到了战国期，则开始分别制范铸造，然后合成为一体。这样使得铜器更加精致和复杂。

从商殷的青铜器测定分析看，合金的比例不同。早期的青铜为铜占91.29％, 锡占7.1％，铅占1.12％。晚期青铜器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它青黑坚韧、易于模制和凋塑。战国时代的技术能力使得青铜的生产量大幅度提高，其社会应用范围增加到铸钱、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

青铜礼器是旧贵族阶层社会地位的物化标志，它在祭、会、宴、婚、丧等场合被神圣化，到战国后期，青铜礼器和生活用器被漆器、陶礼器和金银器所取代，铜制工艺品开始从青铜铸器走向锦地多金属装饰，青铜嵌红铜或金银丝的新工艺，在铜表面鎏金的应用成为经典传世品。这些变化表明青铜王国的根基已经动摇，新权贵对这一僵固的制度开始反抗，青铜礼器黯然地退出社会政治生活。然而，它的艺术生命则由中国瓷器以琢器型式发扬光大，它的历史价值在今天如日中天，当然为各大博物馆和私人大收藏家的首选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