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英国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这种交往留下的印记在曾经的大英帝国随处可见。

那些留在上海滩和香港的建筑，以及在英国和那些曾属于帝国版图的国家中以正式和非正式身份生活的华人后裔们都是这种印记的体现。

18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就在其远东的商船上雇佣了中国海员做水手。英国皇家海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也招募了中国海员。这些郑和下西洋大航海的继承人们是优秀的水手，以遇事沉着、工作勤劳为人所知。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千名中国海员在英国的商船队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英格兰西北部的利物浦市随船出海。

几百名这样的中国水手定居下来，和当地的女子组建了家庭，生儿育女。然而，战争结束后，他们却发现自己再无用武之地。

一战后，这些中国海员发现他们找不到工作，有些人要等上两年才能在船上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二战后，情况更加糟糕了。

大约有2万名中国海员在利物浦装卸运送美国给养物资的船只，没有这些物资，英国就无法打赢战争。

同一战中的情形一样，他们当中的数百人和利物浦的女孩组建了家庭，生育了孩子。至少有一千个婴儿出生于这些盎格鲁-中国夫妇的家庭。

很多中国水手来自上海。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工会，独立于国民党支持的海员工会。他们很快就被船主视为“麻烦制造者”。

所谓麻烦制造者是因为他们为了争取和英国海员平等的待遇而斗争。他们做着和英国海员同样的工作，面对着同样的危险，而得到的报酬却比英国海员少很多。

最终，虽然他们争取到了自己的权益，但战争结束后，船主们就决定赶走他们。

对于有家室的海员来说，这种遭遇犹如灾难。他们没有在岸上工作的机会，也没人告知他们如果已经和英国女子结婚，他们就有权利留在这个国家。

在拿着一张回中国的单程船票离开后，很少有人能够再见到他们在英国的亲人。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后就变成了没有用的人。

与之相似的是香港市民所经历的遭遇，显然非常的悲哀。香港市民曾经拥有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利。

他们持有英国护照具有在英国居留的权利。而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的日期来临了，香港市民的这些英国公民权利却被取消了。

如果说在1997年7月1日的午夜，香港的未来已从英国国家政策中消失是一种夸张，这种说法的夸张性并不大。

在就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对英中两国关系的调查所呈送的意见中，外交和联邦办公室再次确认了对香港人民所作的“道义和政治”承诺。

但该意见中主要强调的是，英国同中国交往的目标是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鼓励中国在本地区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担当起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实际上，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被视为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并能让英国商业受益的最好途径。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就人权等议题进行的政治对话。

英国既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与中国就人权问题开展双边谈判，同时也通过欧盟参加相关的多边对话。然而，在中国的问题上，英国的利益已主要由经济因素重新定义，对华政策的制定主要着眼于如何最大化地提升两国的经济利益，既是照顾双边利益（促进英国的商业利益），本身也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方式。

对于英国对华政策在推动中国社会积极变化的成效的质疑，引发了关于经济和商业利益压倒了其他政治和道德考量的担心。

中国的人口超过了13亿，但这并不自动等于一个有着13亿消费者期待购买英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

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布非常不均匀。中国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收入很着很大的差距，而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异则更加巨大。事实上，英国商家所面对的潜在中国市场大约有1亿5千万消费者。

中国的投资正以更快的速度进入英国。中国对英直接投资已经达到23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了泰晤士水务公司8.68%股份。

财政大臣乔·奥斯本希望中国投资者投资英国的交通、能源和公用设施。包括计划中连接伦敦和伯明翰及英国北部的2号高速铁路以及英国西北的大西洋门户等大规模工业开发项目都已经吸引了来自中国的投资。

双方商讨的其他投资项目还包括英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宽带投资和道路建设计划。

如此一来，流入英国的数十亿美元投资会不会让中国支配英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不要如此。

作者：Yvonne Foley，www.halfandhalf.org.uk 梁辛尼，出版人及华人工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