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半年里，我因为工作的原因频繁往返于伦敦和北京，又频繁辗转在国内的各个城市。朋友们戏称我快赶上了“大姨妈”——每隔一月就回来一次。

6个月前，我还对每一次动身都兴奋不已，因为终于又可以见到惦记的人，终于又可以和狐朋狗友喝大酒吃大餐。当然，也带着一点点所谓“国际商旅人士”的小虚荣。但是就是在这样频繁迎来送往后的某一瞬间，我忽然倍感失落——我害怕这样频繁的双城生活，会让自己像一块被频繁揭起的粘胶，最后和哪里的大地都不能亲密地黏合。

和这样的恐惧一起诞生的，还有多元文化的频繁撞击而产生的茫然与不适。

回家过春节就是“单身”批斗会

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常对我说：“我的孩子要走的越远越好。”我自此把这句话当做他们对我的期许，也把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视为前进的力量。爸妈都是普通人家出身，两人打拼多年，从小县城搬进市里，后又挺进省城。我接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环境，是这么多年环境“变化”中的最大受益者。

多年来他们贯彻“散养”策略：在大多数同龄人都在寒窗苦读书的时候，我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发展特长、我可以背着书包拿张地图就跑到北京去凑艺考的热闹、我可以每个星期都火车往返一趟别的城市只因为想学学话剧表演。所有的事，从没有人替我选择，因此我也习惯了自己选择。爸妈每次都会先听我说为什么，然后告诉我：只要你喜欢，你愿意，勇敢地去吧。

于是我从上大学，去美国，再到做记者，离职再出国，直至今日扎根伦敦，他们永远都只会在我拿定主意后拍拍我说：去吧，我们支持你。

就这样，我越走越远越跑越快。

因为学业和工作的问题，我已三年未和父母过年，今年索性休了一个长假陪他们回老家探亲好好过年。谁知一入家乡深似海，从此三观是路人。也许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就天然地孤独起来，也许是因为街坊邻居常年叨扰灌输的思想，他们像是突然后悔把我放出去了，开始拼命把我往回拉。在眼看着我工作已定无机可趁后，便开始不停和我念叨成家的事。

整个春节期间，我亲身经历了若干场家庭批斗会。爸妈是公诉人，亲戚们是代理律师团，因为带着没能照顾好父母的歉疚之心，我这个“被告”坐在当中态度良好，一言不发。任凭七大姑八大姨追问“啥时候结婚”“啥时候生子”的问题。

要说亲戚真是个有意思的群体。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一边听着他们夹酸带呛地八卦你何时结婚何时生子每月赚多少钱，一边又看着他们恨不得把地里的葱都拔出来让你捎上带出远门。你无法质疑这里的真诚，但是你当然也不能责怪他们。对于一个大家族的老长辈们而言，无论孩子走的多远，只要不是在家人眼前，都像是要奔赴南下打工食不果腹的可怜娃。

在车轱辘般的质问翻来覆去十几个来回后，我试着告诉他们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对什么都不太着急，因为生活很充实。可是他们一下就急了：“你都要26岁了，怎么能不着急呢？马上再晃两年都三十了，到时候你怎么办？” 通情达理的哥哥姐姐站起来帮腔说：“你们的观念都过时了。我看人家挺好的。”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审判散场，各回各家。

这个场景，许多与我同龄与我有相同经历的朋友几乎都在面对。

我改变了生活，生活也改变了我

为什么选择留在异国生活，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解答。于我来说，这是我一口气走下来的路，始终顺应自己的内心，在这里我能找到令自己最舒适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对未来的无限可能依然有期待。尽管，我也需要忍受一个人两年搬七次家的动荡，偶尔的种族歧视以及无人陪伴的孤独。

但不得不承认，我在改变自己的生活，生活也将我改变。

假期里一天，坐着小舅的车奔驰在家乡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被甩的反胃，嚷嚷着晕车。爸爸有些不高兴地说：“嘿，我怎么发现你出国了还矫情了啊，你以前不是不晕车吗？”我很委屈，但仔细一想，大概是因为在伦敦已经习惯了长短途有无缝对接的地铁和火车，漫步城市时有鸟语花香的环境——我确实不怎么需要开车和坐车。诚实地说，的确，在很多方面我已是渐渐无法适应了。我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前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我不知如何应付无人排队的收银台；我不知道在饭局酒桌上和陌生人寒暄互动……

我的伦敦室友是个北京妞儿，她说再回北京小住感觉像是断了口气，直到再回伦敦这口气才能接上。而我当然知道她所暗示的远远不只是空气。

我无心对比哪里的生活更好，也无心去宣扬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生活在别处，只是个看上去很美的词，无论是在PM2.5 16还是250，要迎接的路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创造新天地，你要么足够懦弱，要么足够勇敢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