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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爆炸案少年加哈——当“天使”变作“魔鬼”


加哈在船上被发现,额前是狙击手的瞄准镜光。图片来源:《星期天泰晤士报》

彼得·帕亚克(Peter Payack)2013年4月19日的凌晨4点从睡梦中醒来,电视上正在播放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从商店走出来的照片,画面中这个被代称为“嫌疑人2号”的男孩看着好像有些眼熟,但是他转念一想,这样瘦瘦的、穿着浅灰色帽衫的青少年随处可见,估计有很多人此刻都在家中想:这个人我是不是认识?

帕亚克是一名学校的摔跤教练,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当天,他也站在终点线附近,爆炸的那声巨响几乎让他失去了听力。尽管他已经四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看到电视上的画面,他还是难以按捺慌张的情绪回到床上。

没过多久,他的儿子打来电话,说道:“爸爸,那个人就是加哈。”

帕亚克回忆当时的感受:“那一刻我感觉好像一颗子弹穿过心脏,一想到这场灾难都出自这个孩子——这个我训练过并像儿子一样对待的孩子手中,我就感到无比的震惊,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加哈19岁,本命叫焦哈尔·察尔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他有一双温柔的棕色眼睛,他的朋友都评价他是一个长相英俊、发型凌乱、性格害羞的男孩儿。中学时,他是摔跤队的队长,朋友们说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少年,喜欢足球、嘻哈音乐、追女生、看《行尸走肉》和《权利的游戏》,喜爱抽大麻。

“加哈”这个名字还是帕亚克帮他起的,看着电视里模糊的人像,再回忆起穿着摔跤服的那个男孩,帕亚克很难将两个人联想在一起。当天下午,帕亚克就在CNN的电视直播中对加哈这样说道:“加哈,我是帕亚克教练,(爆炸案)已经产生了太多的死亡和破坏,希望你能尽快出现。”

而就在这一刻,坎布里奇市西边的沃特敦镇城郊,加哈痛苦地躺在一艘摩托艇里,流着血。

在一次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中,哥哥塔姆尔(Tamerlan)被击毙,他逃离到这个地方,安静地藏匿了18个小时。外面,成千的警力人员正在搜寻他的踪迹。大约下午6点,他被警方发现,他承认他为爆炸案负责,尽管他并不希望伤害无辜的人。

FBI谈判小组的专家告诉帕亚克,他在电视中的讲话一定程度上让加哈回心转意,帕亚克十分欣慰,“或许这让他感受到了我的关心,突然间听到了他从前生活中的人的声音,那段生活是他美好的回忆,触及到了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警察在他藏身的地方发现他写的文章,“美国政府正在杀害无辜的市民,我实在难以忍受,他们需要受到惩罚……我们穆斯林是一个整体,你伤害了一个,就相当于伤害我们所有人。”最后他落笔:“F*** America”

在采访加哈的朋友、老师和教练们时,他们纷纷对事实表示难以接受,他在别人眼中如此平静,从未显示过暴力,更别提政治上激进的那一面和对宗教的痴狂迷恋。就连提讯的那一天,他的表现还是一如往常,微笑、打哈欠、耷拉着头坐在椅子上,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他的同学说道:“我所认识的加哈绝对不是一个恐怖分子,至少对我们这些朋友来说他不是。”

看过新闻,帕亚克伤心地说道:“我熟识这个孩子,他曾经是个很好的孩子,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他同时是一个魔鬼。”

加哈1993年7月22日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他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美国度过,在那之前他的一家住在北高加索地区,这一带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因为政治原因不得安宁。

加哈的父亲安佐(Anzor)来自车臣地区,母亲苏贝达(Zubeidat)是一名阿瓦尔人,是达吉斯坦共和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一员,他们都从小沉浸在与俄罗斯政体的抗争气氛中。加哈的父母于1986年10月20日结婚,并在第二天生下了哥哥塔姆尔,之后又接连生了三个孩子。

1999年俄罗斯入侵车臣地区,安佐的父亲因为车臣人的身份而丢失了工作,全家逃到了达吉斯坦,然而战火跟随而至。

2002年春天,父母带着8岁的加哈申请了旅游签证来到美国,并在入境后立刻申请政治避难。一年后,申请通过了,其余的家庭成员也被接了过来,一个大家庭自此在坎布里奇市的一间三室公寓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同样来自车臣的安娜·尼奇娃(Anna Nikeava)帮助这个家庭度过了最开始的艰辛,她回忆道:“孩子们都非常可爱,就像柔软的让人想抱起来的猫咪,他们都会相互拥抱和亲吻。”

安佐的英语十分蹩脚,只能找到一份修理工的工作,每小时只赚10美元。尽管要靠政府福利生活,一家人从未感到沮丧。母亲苏贝达是一位十分“开放的现代女性”,她喜爱穿时髦的牛仔裤和高跟鞋,她也为自己的孩子们打扮得很得体。

安娜的儿子邦迪比加哈小一岁多,他说道:“他(加哈)看起来就像天使一样,经常口中喊着‘妈咪,妈咪,好的妈咪’,他就是一个安静、顺从、乖巧的孩子,我的妈妈经常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像加哈对他妈妈说话一样对我讲话?’”

加哈很崇拜自己的哥哥,于是跟随他的脚步去学习拳击,后来才将摔跤发展为自己的爱好。邦迪说摔跤是车臣人最喜欢的运动, “当我回到车臣看望表亲时,他们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不要来玩摔跤?’”

加哈、邦迪,他们同一般的来自车臣的青少年一样,对自己的文化十分骄傲。在坎布里奇市,像加哈这样的移民二代年轻人很多,他们来自各个民族,已对家乡没有任何回忆,但心中怀揣着最朦胧的,或者说最理想化的故土的形象。

加哈的一群朋友也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民族,有黑人、白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波多黎各人、孟加拉国人、佛得角人,有人来自富足家庭,也有人生活贫困。

化名萨姆的一位加哈的朋友说道:“他从来都不是个暴力的人,尽管他具有一拳将人打到的能力,但他却从未出手过。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那么应该是‘humble’,他总是十分镇定、谦逊。”

卡拉是一个活泼的、一头金发的女孩,大家都说加哈默默喜欢她,但她却予以否认,她说:“他是个非常贴心的人,对他人十分真诚,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坎布里奇青少年。”

加哈摔跤队的队友西恩认为他十分敬畏自己的宗教。几年前,他的一位朋友詹姆士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却偶尔显示出对信仰的漫不经心,加哈对他的说法感到不舒服,“他并没有十分生气,但是让詹姆士闭上嘴,那时我才发现他很看重自己的宗教。”

只有对少数几个朋友加哈才坦诚谈论到伊斯兰教,他痛恨人民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令人平和的宗教,称圣战是一种个人抗争的手段。

其中一位朋友威尔说道:“我还记得,我对他说,宗教存在有害的一面,我提到了9·11袭击案,加哈说他不想讨论这个,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肯定不会喜欢我的看法,他说那些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美国对其他国家也造成了破坏,经常炸弹袭击其他国家,经常。”

这段隐藏在记忆里的加哈对于9·11的评论被挖掘出来,犯罪研究专家称之为“leakage”,意思是在一个完整外表下存在一个细小的裂缝,从这个细缝中可以窥视这个人的内心世界。

加哈的朋友和老师显然对他了解还不够,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他的外壳。这些移民来到美国的孩子们显然已经可以熟练地在美国化的自己和民族化的自己间相互切换。(待续)

(编译 李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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