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社团金中国发展社团主办的中国发展论坛2013 (LSE SU China Development Forum)，在LSE 的新学术楼 (New Academic Building) 举行。本届论坛主题“转型中的中国”，聚焦中国领导层更替后中国在各个方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次大会邀请的演讲嘉宾包括上议院议员韦明恩勋爵(Load Wei)、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Stephen Perry)、澳大利亚第26届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美国著名作家及福布斯专栏评论员章家敦(Gordon G.Chang)、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来自英、澳、中、美等国的政、学、商界人士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同商讨转型中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等方面面临的挑战。

大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LSE IDEAS 高级研究员Danny Quah(柯成兴)的欢迎致辞中开始，他论阐述了本次大会设立的议题

“转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一直在改变，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他表示：“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所以我们很关心中国的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治进步是否受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

第一位演讲的嘉宾是韦鸣恩勋爵，他表示，中国目前经历的困难和挑战是英国上世纪60年代所经历过的。韦明恩还谈到了北京的雾霾天气让他联想到当年的伦敦大雾，但是他提到，今天中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在全球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尤其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与当年英国的工业转型有相似性和差异性。他特别提到英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社会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性别不平等。韦明恩说：“中国的商业阶级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英国的商人们创建了John Lewis等著名企业，中国的商业阶级可以有所借鉴。但是商业的发展容易导致腐败，亚当斯密说过，城市的发展可以避免腐败。因此我们看到过去的二十到三十年里，中国的政治在不断的改革。”他也期望看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以及企业家，能够帮助中国的经济和企业更上一层楼。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佩里表示：“在过去四十五年，每一天我醒来的时候，我都会想：今天中国在变啊！英国的工业革命转型持续了150年，中国的转型起码也会持续50至60 年。”佩里还说：“创新是中国很重要的议程。日本发明了电视，美国创造了新的社会媒介，但这些都是暂时的。中国正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关注创新。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尤其是人民币汇率的平衡。中国国际压力来源于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都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佩里还说，或许中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采取严厉措施遏制腐败，不仅仅是对腐败者进行惩罚，应该成为最重要的议题。”

接下来，英国著名作家学者马丁雅凯(Martin Jacque) 、中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等共26位嘉宾分别就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与探讨。

本届论坛讨论的话题覆盖很广，从中国的国际关系到公民社会都有所涉及，论坛的话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未来经济走向、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中国如何推进司法独立、公民社会中民意的觉醒、青年一代的崛起等。

论坛主题演讲从26日上午持续到下午，并最终在陆克文致的闭幕词中结束。陆克文结合当今国际形势谈到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陆克文认为，现在世界有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两种趋势是在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将世界融为一体和一个方向，另一个把他们再次分开。陆克文分析了近期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他说：“中国学生在世界中的角色，主要在于如何将中国展示给世界人民。理解是新时代的大问题，西方人并不是太了解中国，不是中国太难理解了，而是缺乏努力。”

陆克文还说：“世界最好奇的是，倘若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将如何使用它的财富和权力？改变现有的规则，还是维持现状？这是核心挑战。从我所看到的，中国的贡献日益突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在国内已经有行动，但仍是不愿作出在国际标准和规则上的贡献。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英语、非西方、非民主经济体，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不仅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影响，对其他方面也造成影响，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背景资料：

伦敦政经中国发展社团于2002年成立，旨在促进全球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入了解，目前拥有包括在校学生、毕业生和专家学者在内的四千多名成员。伦敦政经中国发展论坛目前是欧洲地区最大的以中国发展为主题的论坛。自2009年举办的首届以伦敦为中心的学生组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论坛以来，中国发展论坛在声誉、听众基础及媒体报道等各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展，曾经邀请到的演讲嘉宾包括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联合国伙伴办公室执行主管Amir Dossal、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金砖四国”之父、麦肯锡CEO多米尼克巴顿 (Dominic Barton)等。

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一直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次大会专家学者争论最多的议题之一。在下午进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究竟是持续繁荣还是走下坡路的议题上，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及福布斯的专栏评论员章家敦为代表的“悲观派”和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为代表的“乐观派”在现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章家敦认为经历了近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他表示，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了7.8%。但到目前为止，衡量中国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指标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电力。电力产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最新的数字是4.5％的增长。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有过分膨胀的现象。

章家敦表示，造成经济上的放缓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中国的负债水平正在快速上升，已经逐渐超出其本身的承受能力；第二，中国缺乏改革精神，中国的发展超越了当前的政治形式，不改革的情况下是无法达到长期的经济增长；第三，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萎缩，并在2010年达到顶峰，人口将最终将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

章家敦的观点并没能得到现场其他嘉宾的赞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表达了他强烈的反对之声。黄海洲说：“197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3%，虽然改革一直很艰难，但是最好的推进改革的时期就是在危险中。去年并不是中国发展的最佳阶段，但却为中国在未来5年或10年进行改革提供了契机。”针对章家敦的观点，黄海洲回顾了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史和改革史，并表示中国寻求改革的动力一直没有减弱，无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还是9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要求加入WTO，他说：“在人口问题上，中国不会因为人口结构老化而影响经济发展。中国每年有2000万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而产生1000万新就业机会。在未来30年，中国将不会面临劳动力供应的忧虑，因为将有6亿人从农村迁移进城市，3亿人将在城镇中实现就业。”黄海洲说，他坚信未来10年中国将会深化改革，并将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兼职教授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对西方对中国GDP数据的质疑作出了另一番解释：“我认为那些预测错了，中国经济不会再短期内倒塌。从2009年以来的统计数字来看，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有所下降，而政府支出和消费的份额一直在增加。我们需要承担政治改革上更大的压力，但经济上在未来几年并不会产生太大变化。”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博士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如何扩大内需，第二大问题是关于创新，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第三大问题是改革。同时，他认为人民币将逐渐成为世界储蓄货币，人民币正在起飞的起跑在线。

当天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从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乘直升飞机赶过来参加会议的澳大利亚第26届总理陆克文， 对于中国新任领导层是否具备改革意愿，陆克文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新领导人习近平上任首先到访深圳来看，他给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中国需要更多的改革。”陆克文还说，中国进行了35年的旧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把改革从沿海深入到内陆。对章家敦的观点，陆克文保持批判性的立场，他说：“我不同意Gorden说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形成了循环，但我同意Gorden，中国需要资金的流通。中国政府知道这点，他们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距逐渐缩小。大家很可能看到，逐渐加深的改革可能会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我相信中国虽然面对很多问题，中国经济的确拯救了世界经济。虽然每一部分的经济都需要改革，但中国是强健而有力的，而且世界的发展需要每一个国家共同努力。”陆克文还大胆预测了中国将会修改计划生育政策。

公民社会中民意的觉醒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声音，微博和互联网牵引着社会舆论的走向，为实现公民权益提供了新途径，这体现了公民社会中民意的觉醒。如何利用新媒体反映民声，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成为了本次论坛的议题之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谈到宪法在中国的现状时表示，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非常不健全，中国的很多社会阶层没有自己的组织，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农民阶层，大学等本应独立的组织也没有独立。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逐渐改变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关系。贺卫方还说：“这从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行业利益的觉醒和维护统一的要求等方面都可以看出。”

中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特别提到，微博等新媒体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力量。于教授以他发的关于赴英签证的户口本事件和救助流浪儿童行动的微博谈起，说明微博对传播民意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中国进入了自媒体时代，自媒体通过微博与互联网设置了社会议题，这种改变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于教授说： “抗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并不是每次抗争都改变社会，但是推进社会改革的一步。”

知名作家、记者、媒体人，慈善组织“母爱桥”的创始人薛欣然女士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也谈到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行得太快，让人来不及思考。”薛欣然谈到在中西方城市化进程的不同，“英国在开始城市化进程时已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英国从源远流长的欧洲文化中获取了许多经验和启示。我们在吸取西方知识进行自己的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误解，在飞速发展中忽略了许多问题。然而许多问题必须花时间才能消化。”同时，她赞同引入NGO（非政府组织）系统，并认为这是社会的减压系统。薛欣然同时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中国需要加快推进司法独立

中国的司法制度一直备受西方关注，在本届论坛上，邀请了很多中国及世界研究中国司法体系的专家，他们针对中国处于急速发展中的司法体系凸显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嘉宾们的一致意见是，中国需要加快推进司法独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中国司法改革和独立一直被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而承担了很重的社会责任。中国近年在司法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法官选任制度的提高，法官独立性的提高和法院财政、人事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司法改革不从政治体制展开，而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话是相当困难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要求案件必须公正，要求案件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司法改革走向了死胡同。中国判案不完全依照法律，而是依照人民的感觉，体现了司法的随意性。”

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陈有西也表达相同的观点，中国要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家，必须进行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陈有西主要针对在现有司法体系下，政府和法律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政府和公民、政府和企业之间需要一个裁决的中介。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的法院现在是不独立的，是政府下面的公安局和财政局控制的。如果不给法院拨款，法院是无法正常运作的。因此造成政府高于法院的情况，当政府和企业发生纠纷时，法院无法进行公正的裁决。”陈有西还指出，如果国家的司法不独立就无法保障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利，这也是造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因素之一。

陈有西说：“无论是我们所处的民智已开的中国社会，还是我们司法队伍结构的壮大，以及国际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要进行司法独立，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司法健全的国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法律学系教授Jacques deLisle也对有关中国的司法质量和司法独立进行了分析。他说中国的司法独立受四个方面的影响：司法个人腐败对法庭影响力，法官和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司法决策中的政治和政策干预及人民对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信心。

中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作为微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以自己10年律师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在中国司法制度是如何受审判长和法官的影响。他也认为，中国司法改革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制度对司法的控制，司法服务于“发展”和“稳定”这两大主题，就难做到公平公正；第二，司法地方化问题越来越明显，比如劳教。于建嵘说：“司法独立首先要解决解决司法地方化的问题。中国的司法改革起点应从法院脱离地方的人事管制开始。”

中国企业创新之路任重道远

改革创新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不可避免地要重视创新对企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也成为当天论坛的议题之一，与会嘉宾就创新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创新的重要性，他说：“改革在中国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推动作用。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将会减速并稳定在每年8%左右。这对世界经济而言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增长。”

London & Partners亚洲主管Jeff Cao谈到创新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时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研究创新开支第二大的国家。与英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对全球研究创新的投入更大。中国企业是中国创新和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AT Kearney管理合伙人庄瑞豪(Johnson Chng) 谈到了中国式创新更多侧重于改善而非创造。他说：“中国企业往往通过将某一样国外已有的商业模式根据中国市场需求改进而获得成功，如复制ICQ的腾讯和复制eBay的淘宝等等。”

教育能为创新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所以教育也是创新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兼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朱清时作为被誉为“以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探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的大学校长，朱清时在谈到中国教育与创新精神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中国教育获得了中国政府和家庭的巨大投资，然而几十年来中国教育并未能培养出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教育依然偏向知识传授型，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教育体系阻碍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新的教育改革需要改变这种现状。朱清时说：“南方科技大学正是在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进行探索，通过去行政化推动大学教育改革。”

朱清时：中国青少年缺乏挫折中强大的生命力，缺乏面对困难的坚毅。年轻人还未经历到“如痴如狂”的境界，过分关注物化的东西，还处于“言情”阶段，还未进入到高层次，不管在艺术、科学、文化都有可称为“信仰”般高度的追求。

中国年轻一代代表和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也成为嘉宾们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场观众和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教育行政化的弊端、中美教育体系的区别、现代中国青年拥有和缺失的地方。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谈到中国教育系统为何没能培养出杰出人才时提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能力。“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系是主要阻碍，教育行政化的特点是由行政官员推动大学的发展，高度行政化的问题是高校变成了官大说了算的行政管理机构，而非以追求卓越为主的教育机构。”朱校长在教育体制试验田金南方科技大学采取以下解决此类问题：一是要去行政化，把学校章程要变成法规；二是打破高考独木桥，实行自主招生；三是扩展教学，让大学多元化；四是书院制，师生同住。

朱校长认为现在的中国青少年缺乏挫折中强大的生命力，缺乏面对困难的坚毅。朱校长提到年轻人的信仰缺失是现代中国年轻人的通病，他说年轻人还未经历到“如痴如狂”的境界，过分关注物化的东西，还处于“言情”阶段，未进入到高层次，不管在艺术、科学、文化都有可称为“信仰”般高度的追求。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在谈到教育时说：“大学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但如果社会的需要是由政府官员决定的话，大学就会变成一个消极的机构，所以大学除了基础研究，还有维护和传承大学文化传统，为年青人提供自我发展的机会的责任。”他还说，大学教育不单是学习、教育的地方，也是人格塑造和思想批判之地，学生在大学里发展自己的人格，将来才有为社会服务的基础。杜教授说：“学生应该在大学追求人生意义，即使不成功也会有满足感，但如果学生不追求人生的意义，即使成功了也会失落。”杜教授还建议年轻人应该要敬畏文化，要有爱心，要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大自然、尊重天地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