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在19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中国台湾，攫取了中国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 1927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中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恶意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宫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18日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也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二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营和第二师的第二十九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日军南北夹击，驻守沈阳城的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浪潮。各地学生、工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1年11月发生了嫩江桥抗战；1932年十九路军坚持上海抗战，上海工人、农民、学生纷纷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公开表示支持抗战，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政策。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团体，掀起开展募捐，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1934年冯玉祥领导了察哈尔抗战；1935年发起“一二·九”运动，青年学生、工人、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使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中国革命走向高潮。 纵观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悲壮历史，这一次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意味着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实现了全民自觉的重大转折。促成实现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正是诞生于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无论走多远的路，对于爱好和平并致力于维护和平的中华民族而言，九一八以及更远的历史带给今天和未来的启示，还有很多很多。(本报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