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日，由全世界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保钓团体组成的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厦门召开联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理事会，商定于8月15日，港、台、大陆三地保钓人士各自乘船出海，共同赴钓鱼岛宣示主权。 联盟秘书长李义强介绍，此次共同保钓的日期选在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纪念日当天，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保钓惯例，另一方面也是对最近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一系列行动的回应。 2012年8月15日，下午4点26分左右，在钓鱼岛近前，“启丰二号”搁浅了。船员们穿着救生衣，下水步行登岛。根据他们此前的记录，他们想做的事情有四件：1.插国旗；2.唱国歌；3.用中国制造的电视机和收音机收看中国电视节目、收听中国广播；4.拆除岛上日本青年修建的灯塔。十分钟后，NHK收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消息，确认香港民间团体登陆。 虽然这一次台湾和大陆的保钓船未能成行，但香港保钓人士柯华说，“，有些保钓船去不成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有时候大家打算一起去，但是最终，可能是台湾的去了，或者大陆的去了。”谁去都一样，重要的是做出主权宣示。柯华强调，两岸三地的保钓合作一直没有中断过。 实际上，华人保钓运动起源于美国的华人留学生中。1970年9月10日，美国国务院称将琉球群岛及钓鱼岛移交日本。当年12月，普林斯顿大学华人留学生成立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要以行动“警告日本”、“呼醒国人”。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 1971年1月、4月，旧金山、纽约市、芝加哥和西雅图等地两次爆发了留美华人学生的“保钓”游行，还有数千名学生在联合国总部外举行保钓示威。五名台湾保钓青年还因此到访大陆，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 1978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友好条约》，但在协议中刻意没有为钓鱼岛主权定下结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华人，包括海外学生的保钓运动就此渐渐进入低潮。 日本问题学者、专栏作家刘柠指出，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八字方针，被中日双方所接受，但问题在于，日本从未真正“搁置”，而是一直在进行单方面的开发。“这在法律契约上是对另一方的背叛，而中国却未能在外交上对日本做出有效制约。”刘柠说。而进入1990年代，保钓运动由另一批人接过了旗帜。海岛的直接利益攸关方——渔民，成了新的保钓力量。保钓运动的主要形式从以前的学生运动变为了出海宣示主权。 1996年9月26日，在香港、台湾民间联合出海保钓行动中，香港人陈毓祥遇溺身亡，引发了两岸三地新一次保钓大潮。此次派船出海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就是当时成立的。1998年6月21日，首位中国大陆保钓人士张力昆从香港出发，参与了出海保钓行动。 而大陆本土的保钓力量真正崛起来得更晚一些。2003年6月和10月，中国大陆的保钓人士独立出海保钓。2003年12月27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厦门成立。在此一天前的“全球华人保钓论坛”上，大会通过了《保钓宣言》，约定保钓人士“相互之间均以民族大局为重，相互协作……不可因地域、政见之异，起牵制之心……” 所谓曾亲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保钓行动的一员，来自台湾的林念生教授在后来的“保钓”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保钓运动的原由，是当时的日本竟宣称钓鱼岛属日本的领土。中国人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由此引发在美留学生和台湾本地大学生的抗议与示威游行。 保钓运动首先转化为对国民党独裁、家天下、白色恐怖的批判；演变成对国民党当局的挑战；然后更进一步转化为台湾中国留学生思想上寻求国家认同、中国统一与革新保台的斗争问题。 在当时台湾白色恐怖阴影的笼罩下，很多从台湾出来的留学生都没有毕业后返台发展的想法，经过保钓运动的洗礼，不仅激发了华裔学生的爱国热情，也促使许许多多海外中国人认识并认同社会主义祖国。不论称他们是“海归”或“归国学人”，他们都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富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力。有不少留学生因种种原因无法返国定居，今天也经常返回祖国，通过讲学、企业投资等多种方式报效祖国。保钓运动应该载入史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主要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