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三国机密》，中篇小说《末日焚书》、《街亭杀人事件》、散文《风雨<洛神赋>》等。作品《寂静之城》2005年获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风雨<洛神赋>》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

《华闻周刊》：你的小说《寂静之城》里，提到了很多次《1984》的相关内容，小说中的言论审查体系也被很多人视为对“新话体系”的一种进步。是什么让你想要写这样的一部小说？《1984》对你的这篇小说有着怎样的影响？

马伯庸：事实上，《寂静之城》只是1984的一个拙劣改写版，它并没有提供新的内核或创意，只是在其中加入了互联网这么一种新科技产物而已。它的起源，是我在03年曾经参加过的一次网络征文活动，当时主办方要求参加者以“寂静之城”为主题来写短篇小说。我恰好读完《1984》，因此就试着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当作一次练笔习作。

《华闻周刊》：是什么让你把故事背景定在2015年的美国？

马伯庸：我认为选择美国做为背景更容易让读者体会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华闻周刊》：你写过“1984的作者预见到了专制的进步，却没有预见到技术的进步“。你认为专制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哪一个才是造成“老大哥”式社会的主因？

马伯庸：马斯洛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视为一个五层金字塔，从最底层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到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逐级上升。满足了下一层需求，人就会转而追求上一层需求。每一级的跃升，都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而只有技术的进步，才能够生产出足够多的资源，从而满足尽可能多的人提升在金字塔上的层级，鼓励他们追求个人价值的自由实现——这与抑制个性强调群体的“老大哥”恰好相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的进步和老大哥式社会是冲突的。

《华闻周刊》：有人认为，科技的进步会带来民众民调的进一步解放，塑造新的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也有人认为，由于科技力量主要掌握在当权者手中，所以当权者对民众的审查和控制会更加严重，站在“反乌托邦“的立场。你的看法是什么？您认同奥威尔所提出的“老大哥”末世论吗？你在小说里写“我们坐在一辆驶向悬崖的火车上……”，而故事的最后也以悲剧而收场。在这个问题上，你是一个悲剧论者吗？

马伯庸：严格来说我是个体悲剧论者和未来谨慎乐观派。个体的抗争，总会带有悲壮色彩，但社会总的趋势还是会朝着相对好的方向发展。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会让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频率与效率大幅增加，自我意识越加强烈。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民智渐开”。比如辛亥革命使得帝制彻底崩溃，再无复生之土壤，其主因之一就是晚清时的西学东渐，让更多人掌握到了现代知识与见识，他们的追求汇聚成流，构成了社会变革最本质的源动力。

《华闻周刊》：除了“控制人们说什么”的反乌托邦式构想之外，还有不少作品在扑面而来的科技浪潮和政治干预中做出了新的末世构想，比如《美丽新世界》和《动物庄园》。你怎么看这种构想？

马伯庸：小说和社会发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文学创作需要极端化，设定上要在一个主题上做到极致，这样才可以做到鲜明的表达。这实际上是寓言文学式的做法。寓言为了讲一个道理，会虚构一些极端情况甚至荒谬的情景，并把道理放在这种情景中去检验。比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它的前提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拥有人类智慧，而且农场的运作与外界交流不会被干扰。在这个大前提下，拿破仑先生才会在农庄里开展一系列政治活动。

而真正的社会发展，比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小说更复杂得多，也温和得多。它的影响因子和运作机制极其复杂，一个如此复杂的生存体系，不太可能会走向任何极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会导致社会的崩溃，极端的专制主义会让控制成本大到不可想象。

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可以被警醒，但不必太过悲观。

《华闻周刊》：奥威尔说他是为了政治而写作，而你曾经说过，小说的第一要务是好看。你在写作小说时最看重的是什么？

马伯庸：对我来说，小说首先是为了抒发作者自己内心的情绪，无论讽刺、歌颂、有趣还是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附带品。如果恰好能带来一些意义，给别人一些深思，这是好事；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在写作时已得到满足。只要诚实地表达了自己，我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