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有着复杂的问题，在依然蓬勃的经济活力之下，也有着随处可见的危机，你认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它能否被“安全”地解决？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克服这些危机的解药吗？

王维嘉：

从短期来看，中国最严重的危机首先是房地产的泡沫和严重的债务问题；第二个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这会对诸多领域带来影响，比如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第三是环境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比如现在北京的雾霾问题，据我们所知河北就有不少炼钢厂因此关门了，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了，不关不行。所以我觉得要来克服这些危机，就必须找到一种平衡。但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新加坡也好，欧洲国家也好，都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让我们搬过来，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因为他们这些模式出现的时候，各种内外部因素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借鉴不同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拿到中国来进行融合与创造，然后摸索出我们自己的方法。

李悔之：

当今中国经济繁荣的表面之下，隐藏着太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城乡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社会溃败、环境恶化，以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危机是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社会溃败，因为这些问题不但给国民荣誉感和民族凝聚力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更严重的是导致“公仆”群体普遍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操守，更匮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更堪称致命的危机。所有这些，如果一再试图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一白遮百丑”，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

信力建：

最严重的危机应该是两个。一个是教育的危机，国内的教育跟国际先进教育差距太大，国内的教育太讲求工具性，只教育学生去打工，听话和顺从，没有完全开发学生的潜力和创新能力。中国应该让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落后的教育模式是要不得的。

另一个是环境的危机。当前的环境太恶劣了，到处都是雾霾，这是发展之痛，也是片面盲目追求GDP种下的恶果，环境这笔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偿还。目前我观察到，中央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抓权和改革。但更应该做的，还是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发展。只有人民得到了实惠，改革才能算是成功，否则数据上的经济发展是毫无意义的。

张洪涛：

社会综合保障体系是我们一直缺乏的，包括环境问题、医疗保障、教育、基础设施、贫富差距拉大、农民工等问题。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 “城镇化”，我理解的“城镇化”就是不把人口全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城市，而是向周边城市发展，如果把周边城市的教育、医疗和交通等配套设施发展起来，人们就不会一个劲地往大城市发展。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也应该体谅政府的难处。

一切都在发展中解决，发展要依靠法治，法治问题解决了，其他都不会有大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富裕了，才有能力解决教育、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我们一直在说“国强民不富”，国家很强大，但是老百姓贫富差距很大，很多人基本的养老、教育都没解决。作为企业来说，就需要在一个很良好的法制环境中发展。

杨佩昌：

最严重的危机是所谓的“维稳”。高压不会带来真正的稳定，而只是表面的和谐。要想真正解决危机问题，不妨肚量大点，让人说话、接受批评。古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大禹治水，不是靠堵而是靠疏。仅仅靠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因为经济发展解决不了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问题。

王冲：

我觉得环境问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可预见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人一旦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敬畏，就导致所有的制度和规则都会打折，发生变异。再好的制度政策都要由人来执行，其实在西方的法律并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但是人有底线。中国最大的危机还是没有底线，除了钱别的什么都不管，这是很可怕的。

徐少春：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问题总会存在，危机在所难免，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这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魄力。正所谓：危中有机，事在人为。经济总是波浪式前进的，有波峰、也有波谷，在经济上行时有机遇，但经济下行时更有机遇。企业家要平衡好自己的内心，在经济上行时，不要贪大求全；在经济下行时，也不要谨小慎微。越大的企业，越要有一颗平常心。

华闻点评：

危机在哪里？房产泡沫？货币增发？恐怖主义？就业危机？体制难题？腐败程度？我们感到危机很多，但大多数危机我们仍看不明白。一是手段有限，二是被刻意淡化。船小好调头，船大难进港。中国这艘巨无霸的大船，的确不能忽视任何出海的细节。历史经验说明，一个国家的危机都不是突发病，大多是积弊成疾后病入骨髓，再通过一次发烧感冒来个大爆发。就像北京城的雾霾，好像突然就来了，治还一时治不了，几千万人戴着口罩，却连个病根都无法确诊。如何解决中国的危机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问题基本无解，唯一的办法是避免它的发生。

彭文生：人口红利消退和高房价制约经济发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演讲中表示，潜在增长力放缓的原因有三点，原因一：人口红利的消退；原因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减少；原因三：房地产高地价、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压。

人口红利的消退：在中国这有两个体现，第一个是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最近两年已经开始往下走，这个和过去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人口红利的高峰期，比较快地增长，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原因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减少，可转移的空间已经大幅减少。过去十几年推动我们中国经济供给面改善或者说需求面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就是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同样一个人20岁、30岁在农村他可能没有充分就业，到了城镇充分就业以后，他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样一个空间现在已经明显地减少。所以我们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希望从其他的层面来获取。

第二个方面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就是外贸依存度的下降，这个可能表面上听起来有些争议，我们一直在强调对外贸的依赖太高了，需求的增长不平衡，更多地需要依靠内需。

从经济的需求端来讲，这样的观点是对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平衡的内需和外需的增长，但是同经济供给面来讲，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对于大部分的经济体来讲，对提高效率实际上是有帮助的，经济学文献里面讲到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

其实一个比较有共识的就是经济的开放度，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相对来讲他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效率或者说增长的潜力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部分经济体来讲，国际市场的竞争程度高于国内市场。所以说一个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其实对提高效率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从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贸易开放度、进出口对GDP的比例，从30%多上升到2007年的高峰60%多，翻了一倍，但是最近几年明显地下降，回到5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多地是面向国内市场，那国内市场因为一些行业的垄断和其他的一些问题，竞争的程度不如国际市场那么高，所以对总体的效率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新浪财经）

河北战雾霾 炼钢厂关门

2月23日，河北省组织开展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第二次周日行动。河北省政府在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张家口等5个设区市，集中拆除16家钢铁企业高炉16座、转炉3座，压减炼铁产能671万吨、炼钢产能149万吨。

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406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9700吨，减少烟粉尘排放7000吨。

钢铁行业是河北化解过剩产能和推进污染治理的重点，近年来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产业政策，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积极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节能减排和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加上此次行动拆除的设备，河北省累计拆除高炉60座，转炉、电炉60座，压减炼铁产能2056万吨、炼钢产能2325万吨，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1243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3.35万吨，减少烟粉尘排放2.42万吨。

同去年底拆除的8家钢铁企业高炉类似，纳入此次集中拆除行动范围的主要是紧邻城市的主城区或核心居住区，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巨大的钢企，以及长期经营不善、难以为继的钢企。

但外界认为，多年来，国家层面发出的有关钢铁业落后淘汰的文件有十几个，但在执行中均“雷声大雨点小”，钢铁业产能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积越多。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