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模式曾经引领中国发展，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你认为中国经济再度“质变式前进”的“动力基地”在哪里，是深圳还是上海？

徐少春：

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新时代，中国经济、中国企业都将迎来全新的发展契机，谁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创新命脉，谁就将获得新的生命力。相较而言，地域、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将会弱化。所以无论是深圳、上海还是其他城市，机遇是均等的。

王维嘉：

首先要看“深圳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如果说是自邓小平南巡后，在深圳开启的模式，那我觉得这个模式在今天依然可以用，没什么问题。在我看来现在无论是深圳还是上海，都有条件来当这个“动力基地”，但这个不是我们民间来选择，而要看中央怎么选择。

王义桅：

不是某个特区或城市推动中国改革的时候了。上海自贸区全名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新四化”、改革2.0是动力吧。

李悔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二十年间，“深圳模式”确实曾经引领中国的发展。然而，说“直到今天仍然保持强劲的生命力”，却严重言过其实：所谓的深圳模式，其实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奇迹般的崛起极大成分来自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刚从极其僵硬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出的“松绑效应”，而非它自身有何值得效仿的体制、机制创新模式。所以，一旦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它的优势就日渐式微。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当今深圳的经济形势也日益严峻。

中国经济欲再度“质变式前进”，必须依仗真正体现国民经济活力的民营企业 “更快、更高、更强”。所以，在论中国经济再度“质变式前进”的“动力基地”的时候，很难说是上海或深圳，而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全国十强县义乌、诸暨、昆山、张家港、常熟、江阴、太仓、乐清、慈溪、上虞，才是真正的“动力基地”。

张洪涛：

我觉得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有两个发动机不是更好吗？这就和飞机一样，有两个引擎不是更好吗？深圳模式和上海模式也并不矛盾，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模式，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深圳最开始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依靠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上海自贸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安排，让你更自由地发挥。

信力建：

其实所谓的“深圳模式”是抄袭了“香港模式”，仅仅学到了香港市场自由化的一些皮毛而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贸易。中国太庞大了，经济的发展需要慢慢孕育合适的市场环境，不要太急。只要中国人能够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在正常的国家文化和制度里，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王冲：

上海和深圳不一样，深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不管它，它就能茁壮成长。而现在的上海并不是释放活力，是自上而下的“特权”，让它发展。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单靠特区模式或者靠政府扶持，已经不会有好的效果。过去五年、十年，中央一直在扶持环保企业，但是现在很多环保企业发展得并不好，甚至濒临破产，反而是国家没管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国家带来很多的就业。这是因为国家对产业的调研一直是落后于生产的，与其依靠国家投巨资和人力去扶持一个产业，不如让其“野蛮生产”。

杨佩昌：

中国经济前进的动力和城市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依靠制约垄断、经济自由，释放民间活力。

华闻点评：

以万科等知名企业为代表的深圳力量，至今仍在中国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它得益于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活力松绑的前沿阵地。而经过了二十年高速发展之后，深圳仿佛又开始受制于经济体制改革，当它的模式已经不再新鲜，它的精神也似乎开始模糊。上海自贸区的出现抢足了世界的眼球，它仿佛要承载更大的体制意义，具有推动“质变式前进”的可能。而后发崛起的江浙区域，却已经在民营企业阵营实现遍地开花的领先节奏。面对这样“三十年河东”式的环境转变，深圳如何是好？它如何再度破局，二次激活珠三角蕴藏的能量？失去引导政策倾斜的深圳，必须面对这个不进则退的问题。

关于深圳的数字

1979-2009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从1.96亿元增长到8201.23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经济总量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中等省份的实力，年均增长35.04%；人均生产总值从606元增长到9.21万元，居全国第1位，年均增46.35%。贸易进出口总额从0.17亿美元增长到2701.55亿美元，居第2位，年均增长30.13%；出口总额从0.09亿美元增长到1619.79亿美元，连续17年居第1位，年平均增长27.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13亿元增长到2598.68 亿元，年平均增长30.59%。

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8507.8亿元，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611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成为深圳经济第一支柱产业；2009年，拥有各类金融机构160多家，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148.14亿元，占GDP比重为14%，在伦敦金融城发表全球75个金融中心调查报告中，居中国内地之首，排名世界第9。

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深圳投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1527个，世界500强企业有180多家落户深圳，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56.21亿美元。

（数据来源：《“深圳模式”与深圳经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钟坚）

欧盟需要深圳模式“发电机”

地中海俱乐部各成员国拥有无数闲置的优良资产，这些资产几乎全部可以在短期内租出去，创造巨额价值。

各成员国里有千千万万失业青年，让他们投入工作，政府每年可以获得380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收入，更别提这些新就业人口释放的购买力能够带来的近4000亿美元额外经济刺激，这可不是小数目。

要想让他们获得收入可观的工作机会，方法是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偏远地区创建经济特区。这就是30年前由中国伟大的经济改革者邓小平首次实践的深圳模式。当时深圳之类的经济特区像发电机一样，发动了中国经济势不可挡的复兴历程。

欧洲苛刻的劳动法和限制裁员的做法意味着雇主会避免增长和雇人。在高失业率地区创建经济特区，可以让危机中的地中海国家减少劳动法规的限制，像深圳那样创造经济繁荣。

经济特区需要具备下列基本特点：最低时薪为6.5美元；没有工会；雇主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需支付两 周遣散费就可以解雇任何员工；以上规定至少20年保持不变。

如果你不相信这种模式会奏效，看看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以北的开城工业园区的实例吧。在那里，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将深圳模式推销给北朝鲜政府。

如今，尽管和北朝鲜政府打交道还是有很多困难，但开城工业园区为5万赤贫的北朝鲜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政府急需的外汇。

如果邓小平的深圳模式能在北朝鲜有效运作，难道就不能在欧洲开花结果吗？在欧洲土地上开展这样的项目会带来就业机会、产品和财富的猛增，波音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等无数企业将会对在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开展业务产生浓厚的兴趣。

如果自欧盟诞生以来欧洲人所享受的自由和社会福利必须以大规模失业为代价，那么欧盟这个项目已经失败了。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创建欧洲自由贸易区，我们可以拯救欧元区，给这个垂死的大陆带来一些迫切需要的自由市场式自由主义和乐观精神。

（《欧洲需要“深圳模式”》作者Mohnish Pabrai/Guy Spier《福布斯》中文版2013年1月刊）

有人说：深圳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在1980、1990年代，香港不仅是深圳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大量的外资技术从香港引进，而且加工业也首先从港澳地区移植进来。深圳特区的所有建设完全是照搬资本主义的模式，就是把香港再复制一遍，香港所有的东西，特别是物质化的东西、经济的、市场的东西，深圳后来都有了。

但深圳跟香港是有区别的。如果要说深圳是成功的话，那也就是一半，它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但却没有民主、法治和自由文化的成功。

而且，深圳也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的一个例子，它完全是靠着特殊政策所造成的繁荣，比如经济每年增长25.8%，从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发展成现在全国的GDP数一数二的地位，这个水平完全是利用全国对它的支持，享受的是其它地方没有的低税率、免税以及外来投资有很多的优惠，等等。

但是到目前为止，深圳特区实际上已经死亡了，前10年也许是特区，后来很多城市都开始照它的模式，也都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上海的优惠政策可能比深圳还要多，深圳对外商外资来说吸引力逐渐下降，“特”也就不存在了……

单靠经济数据，并不足以考察一项经改计划是否成功。改革是一个社会计划，它应伴随着社会进步，伴随着劳动者生活水准、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善，社会基本权利乃至人权地位的提高。而深圳模式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深圳在经历30年经济改革之后，却成为社会政策方面完全失败的一个例子。

深圳至今仍然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自特区设立以来，没有出台任何政策措施来规范和迫使企业资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及向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回报，甚至没有规范特区从税收中拨款，用于基本的哪怕是最低的社会福利，而是牺牲劳动者的权益来换取深圳表面的社会繁荣，换取高速的经济增长数据。深圳的900万人口中农民工占80%以上，是全国廉价劳动力最密集的地方，被外界称作“世界加工厂”，工资与企业利润完全“绝缘”。

（《深圳模式：一个社会失败的样板》颜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