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兼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校外专家。

“民间外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扮演了“以民促官”的独特作用，因为那时很多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甚至对新中国采取围堵政策，对中国新政权持敌视态度。所以中国对外的友好人士以及外国对华的友好人士在那时对两国之间的信息传递、加强沟通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促使了像中日建交这样重大外交突破。

现在，外部世界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中国也了解了外部世界。因此，新时期的民间外交，随着中国的开放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其作用在进一步升华。政府希望培养一些在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困难时期，对两国关系起到缓冲作用的人士。譬如英国首相卡梅伦接见达赖喇嘛之后，中英关系一度陷入低谷，就出现了一些出面调解的民间人士。他们可以在政府顶着国内政治压力不便出面、弹性空间又小的情况下做一些沟通工作。再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他退休后也经常来中国访问，起到促进中美两国沟通桥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基辛格卸任了，但他也带着一些当局所赋予的使命，这也是民间外交。

英国前首相布朗、布莱尔也经常来中国访问，我们也会通过他们传递一些信息给英国政府，他们这样的形式不能完全属于民间外交，因为他们毕竟是前国家政要，属于半官方外交的性质，或者说是官方外交的一种延伸和变相形式。还包括伦敦市市长及英国财相到中国来访问，我们邀请他们参加一些专业性的论坛，更多的还是通过半官方的渠道来邀请的。民间外交对中英关系的推动和近期中英关系的解冻作用不像当年促进中日关系那么明显。但通过民间友好人士和文化名人在政治关系比较困难的时期访问，起到了促进民间经贸交流、保留未来和谐发展势头的作用。

在中国还缺少一些像基辛格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这样的角色，因为中国退休的政治官员一般是不到外国访问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电影明星、文化名人和学者做一些民间外交的工作。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发生在新疆的2009年的“七·五”事件。当时土耳其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和穆斯林政策上有一些误解，我们就有意识的派一些中国的阿訇（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是一个职位不是具体的人）以宗教领袖身份到国外去访问，与当地的宗教领袖进行接触，通过他们来传递真实的政策和新疆问题的全貌。在中国人人皆知的宗教领袖比较少，除了阿訇，还有班禅。他还比较年轻，之前一直活跃在民间。而现在他已经拥有了政协委员的身份，这对推动民间外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协人士基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都是政府任职的官员，政协实际上是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全国政协里的文化名人、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都可以积极扮演民间外交官的角色。政协委员对于加深中国和世界的了解，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友谊上扮演独特的作用。

知名宗教人士进行民间交流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宗教人士在推动两岸关系中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比如南怀瑾先生，他是佛学大师，一般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也成为搭建两岸交流的新桥梁，他出面协调大陆和台湾相关人士的见面。现在星云法师也对两岸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经常来大陆访问，甚至成就了马英九当选，他对推动两岸关系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他赠送字画给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也回赠了一些字画，这些字画里暗藏玄机。台湾和大陆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一来，以文会友便达到了一种默契，这是比较成功的案例。所以，对于一些和我们文化不相通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找到其他层面上的相通性来进行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