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那个冬天，让“三中全会”在中国变成一个有魔力的词：这个200名中共中央委员出席的全体会议，按惯例研究和出台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政策，似乎总能给中国这艘夜航船带来新的燃油乃至前行方向。在改革没有迈过的大关越抬越高、中国社会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之际，人们对11月份行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

中共高层近一段时期的口风也在不断调高预期：此次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筹划“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以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动改革开放”。

这些日子，京城各处论坛、沙龙，乃至圈内朋友小酌，正题谈完，第一个说起的便是“三中全会”。民意殷殷，这个可能决定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走向的会议，真能推出关键性的改革措施，继续中国共产党以经济改革的成功获取执政合法性的“中国模式”吗？

按照西方社会早有共识的政治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独裁和威权体制必然走向民主，因为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会提出政治权利的要求，伴随发展而生的两极分化和腐败泛滥，会进一步增加改革的内生动力，经济放缓则为变革提供了导火索。

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于1978年和1993年的两次 “三中全会”力挽狂澜，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大制度创新带动了经济腾飞。用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创造增量、消解存量中积累的问题，用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交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是“中国模式”为世界贡献的“另一条道路”。但在我看来，这条“政左经右”的道路，恐怕很难于十八大三中全会延续下去。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后者，从它们的成功背后找到某些基因，来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拥有的资源做一番对比。无论1978年展开的改革开放，还是199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先，都是现实倒逼下启动的改革。1978年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严峻现实自不待言，1992年 “十四大”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有着类似的经济、社会与思想背景，1990—1992年，中国经济持续低迷，GDP跌至3%-5%，朝野内外人心逼仄，政治强人邓小平出走南方表态，国民经济状况与朝野上下齐声要求扩大改革——而今的中共高层，是否面临如此的经济低迷和政治强人的“现实倒逼”？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笼之前，中央高层有多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改革共识对话，据说仅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就召集党内多方人士11次座谈，解放思想，寻找改革共识——自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到今日，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主要议题是权力博弈、政法维稳以及薄熙来案、中石油腐败这样的反腐斗法，他们即使有集思广益的“党内民主”决心，也缺乏达成改革顶层设计共识的机遇，从高层对于民间关于宪政争论的缄默，就可以看出分歧之严重。

第三，在1989年风波后的“十四大”历史关头，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确实表现出了勇挑历史重任的大魄力，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自己的前任们都不敢宣诸于口的名词写入十四大报告，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纲领——这一点上，习近平的开国元勋之后身份让他相比江泽民具有先天的政治优势，但外界对他的性格依然缺乏了解，习究竟是一个中庸温和的人，还是也有外柔内刚的一面？

最后，20年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启动并获得成功，其经验遗产中也包含有周密而系统的路线图设计，从1992年10月“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总纲领，到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整体性阐述，并迅速展开启动财税、金融、投资、国企等领域改革，中共高层进行了周密设计部署。为推动财税改革，朱镕基带队逐省下去谈判，他后来回忆时曾连用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忍气吞声、软硬兼施五个成语。而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1993年6月到9月的3个月时间里，江泽民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先后召开西北、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六大区各省区市经济工作座谈会和企业座谈会——相形之下，慨叹“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李克强面临的局面更令人无力，他推动的上海自贸区，遭遇到的阻力之强大令人吃惊。

没有来自经济危机和政治强人的现实倒逼，党内民主分歧严重，领导核心魄力模糊，扩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路径部署又遭遇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强力阻击，很难想象，我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看到的不是一份冗长、宽泛而空洞的决议文件。即使给予积极的预测，也只会是在金融、财税等方面对已经启动的改革试点有所推进，以及再次强调鼓励民间投资、加快结构调整、转变政府职能这些老生常谈的议题;一些关键的改革方向，如土地改革、收入分配、国企改革等问题很难有实质性突破;万众瞩目的政治体制改革，则基本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设想或目标。这既是三中全会在中共决策体系中的使命所决定的，也是当前中国最核心矛盾的写照：人民的要求比1978年和1993年更高，但官员们能感受到的外部压力却比那时低得多。尽管我们经常认为这是最后一个十年的机会，但他们并不这样想。

当然，如果正如部分人传言的那样，这次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方案“力度非常大，将超出很多人的预计”，习李等以壮士断腕之决心，对人大、政法、公众NGO组织监管等上层建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这确是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