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中式洗衣店开始在伦敦星星散散地出现，从业者大多是退役的华人水手，航海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也低于英国同行，于是他们大多转行。与航海相比，洗衣行业更加安全、安定、安稳，开一家店也很容易，即使讲着蹩脚的英语，也不会耽误生意，因此很多上岸的水手们选择开洗衣店的方式来开始新的生活。

1877年，一家中式洗衣店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的荷兰公园(Holland Park)开张。另外一家紧接着于1881年在伦敦的富勒姆(Fulham)开始营业，店主是一名在英国生活很久的华人，他和很多华人水手一样，在英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由于当时中国女人不允许移民到英国，于是类似这样退役华人水手娶英国妻子的组合在当时十分常见。开店第一件事是要学习如何适应英国的市场需要，许多经营者要先学习英国如何手洗衣服的习惯和熨烫衣服的技巧。好景不长，从1878年开始英国社会逐渐产生对中式洗衣店和华人店主的敌视情绪，当时的歧视风气与贸易保护主义态度加重了矛盾冲突，英国社会惧怕中国工人将会替代英国工人，抢夺劳工市场。1878年1月5日刊登在《伯明翰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一旦他们在英格兰扎下了根，我们就不得不忍受猪辫子和洋泾浜英语，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他们，直到我们最终被饿死。”

尽管如此，华人洗衣工仍旧凭借高效率和低收费广受欢迎，即使面对着不友好的社会态度，中式洗衣店还是在20世纪时席卷了英国。

第一家有官方记录的中式洗衣店于1901年在Poplar开业，在那之后，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了三十多家。然而，Poplar的这家刚刚开业没多久，就被愤怒的当地人摧毁了。住房紧缺和职业竞争进一步将华人这个少数群体推到风口浪尖，洗衣店被砸的消息不断出现。有谣言称，一个中英混居的公寓拒绝一名复员英国士兵入住，于是一伙英国人将公寓烧毁并砸烂了家具，警方将那些洗衣工的英国妻子救了出来。一个月后，在卡迪夫上演了同样的情景，在1919年7月的大罢工中，33家中式洗衣店遭受了暴乱分子的攻击。

在一份报告中这样记录到，一家位于Tottenham Court的洗衣店共有39名洗衣工，他们签订了三年的合同，合同中写明工资每周支付，一周15到25先令。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三四周才能领一次工资，由于身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加上本地人的不友好态度，出于对被遣送的恐惧，他们大多不敢为自己的权利辩护。

1921年，从事洗衣行业的华人比例超过了航海业。在1931年的人口普查中，超过500名华人在英国的中式洗衣店工作，这一数字或许被低估了，因为还有一些在英国出生的华人、混血华人以及未能统计到的华人没有被纳入。直至1930年代，中式洗衣业仍旧与航海业和码头区密不可分，然而1934年的贫民区清拆极大地影响了洗衣行业。

中式洗衣店大多由一个家庭来经营，这种小商业模式也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工作机会，却未能帮助到本地居民，正是这种家族经营让中式洗衣店更有竞争力。中式洗衣店的店铺大多开在人口密集区，一层是洗衣店，家庭生活在二层。他们的工作十分辛苦，全部耗费体力和手工，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十分沉重的工作，工作环境又热又闷。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造船业的没落，以及家电在英国住户中的普及，华人手工洗衣店的生意逐日惨淡，195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仅余20%的华人从事洗衣行业。投币使用的自动洗衣房以及家中方便使用的洗衣机将中式洗衣房逼得走投无路，从1960年代开始，华人逐渐撤离洗衣行业，纷纷转向餐饮业。

这个地址最早是华人洗衣店，如今早已转手给非华人，但仍是做着洗衣的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