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过于勤奋和过于先人后己的原因，我出国比较晚，2010年第一次因公出差到欧洲，已经36岁了。阅历的增加，尤其是网络时代将时空对信息的阻隔打破，让我早已经改变了年轻时有关资本主义社会是卖淫嫖娼天堂的认知。

我第一个去的国家是德国，这是少有的卖淫合法化的国家之一。从飞机场进慕尼黑城，已是傍晚，当地的接待导游突然指着路边一条街道里几座有霓虹灯的房子，说那是家妓院。我探出头打望了半天，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似乎比本来就人烟稀少的德国小城还要荒凉。房子外面也没有停车，跟国内歌城、迪厅、洗浴中心门外车马成排的盛况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这之后我又去过宝岛台湾，还在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住了整整一年，中间在纽约、迈阿密、拉斯维加斯以及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都有短期停留。这些资本主义普照的地方，或安静，或繁华，听说过裸奔节，见识过赌博场，但至少从明面上，我居然连一个风月场所都没见过。因此，从中外对比上看，一个外地人，想要在这些地方招个妓女，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在中国的首善之地北京，走在人行道上，能看到电线杆上贴的“包小姐”电话，住在小区里，能收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如果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或手机，连把薛蛮子陷进去的楼凤电话都能轻易查到。

如此强烈的对比，可能会推导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比老外的性欲更强。显然，这不是事实。抛开人种的差异不说，就看现在中国人让欧美人害怕的每天为生计奔波、为竞争拼命的架势，都不可能给性留下太多的精力。何况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性科学研究所搞过一个调查，在中国20-60岁的已婚和同居者中，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占到了近三成，最近一年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占6%。

那么，一个或许更接近真相的原因是，受风俗习惯或观念所囿，中国人的性伙伴太少，所以只能通过买春或看日本A片来满足审美疲劳带来的性渴望。我见到过两个不同的调查结果，一个说中国人的性伴侣数目是2.1人，并且70％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性伴侣，而全球有性生活的人们则平均有7.7位性伴侣；另一个则说，低收入国家人均约有6.3个性伙伴，中等收入国家8.6个，高收入国家9.7个，其中土耳其人均性伙伴为14人，为世界之最，中国和印度人均3个性伙伴——不管哪一个调查结论，中国都是世界人均性伙伴最少的国家。

从直观感受也能证明这一点。在美国，身边未婚的美国人换男女朋友的频次确实挺让人惊讶的，而在中国，尽管包二奶、找情人也是见怪不怪的桥段，但那大多发生在暴富的生意人和腐败的公务员等“成功人士”身上，普通人有几个真搞过婚外情的？那太累，而且始终难以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容忍。

所以，我们会见到这样的悖论：西方社会，对非婚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对卖淫嫖娼则律令严苛；中国社会，非婚性行为依然是贪官污吏、为富不仁、道德败坏的典型特征，而对卖淫嫖娼则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相对宽容态度，只要别把脏病带回家里就行。

再往深里想一想，这或许又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关——中国的市场经济更贴切的名称应该是商品经济，市场仍然具有道德情操的底线，而商品则一切皆可交易买卖。从商品的角度，卖淫嫖娼与买包烟卖瓶水并无本质区别，带有感情因素的性伙伴可不是能够接受的，它能危害主妇们的家庭，也能毁社会和谐的“三观”。从这个角度讲，在一个商品社会，讲感情的性伙伴确实要比只讲钱的楼凤们危害性更大。

（本文仅代表专栏作家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