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政府施政来说，雅安地震是一个重要的节奏点。受到 “多难兴邦”的激励，请原谅，我开场白稍微没有爱心。从去年11月至今，习书记的“中国梦”提了，李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开了，连翻译的水平都夸了，剩下来的就是等着一些事情发生了，试一试喉舌的功能是否配套。

不幸的是，又是地震。这是四川人的灾难，也是媒体的灾难。在中国，不管是自诩中央媒体，还是商业媒体，都逃离不了与政府的关系。从绝大多数时候来看，政府与媒体关系还处在逗哏与捧哏的阶段。有时候，比如如何控制自己的报道情绪，捧哏的更像是逗哏的，我实在为中国媒体感到一点点带着笑的难过。

地震发生之前还有一场H7N9的禽流感。这是两种类型的灾难，也是对灾难报道的不同考验，一个瞬间伤人无数，考验媒体爆发力，另一个长期的动态演变，考验媒体的持久力和规划。这两场灾难都可以找到过去的事例来对比。与2003年SARS相比，目前，中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在信息披露上，有了极大进步。大多数中国媒体也从当年那场小胜利中获得快速成长。

传统媒体，不分官商，在此次H7N9禽流感报道上，比较克制，情绪比较不激动。这让人想起十年前，SARS爆发，在疫情披露上，前期经历了一场积累的话语权的争夺战。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媒体人，都有一种亲历历史的感觉。这次N1H9的报道，中国媒体进步了。

与SARS或者疫情报道的日益专业化相比，对于瞬间杀人无数的突发性灾难，在报道上如何不让情绪主导，这是一个难题。更难的是对于此类灾难，还有一个难以违命的政治主题，比如“多难兴邦”、领导亲临现场等。主流媒体在报道上，如何克制情绪化与协调政治主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难题。在很多时候，情绪化往往是事实与政治主题协调不畅的结果。

社交媒体在新闻传播上的功能日益强大。在新浪微博上，那场类似早期萨斯报道中被压制的情绪，极度流行。在汶川地震中，微博尚未普及。但是经历了郭美美事件之后，反体制化慈善或者救灾的情绪，一直强烈存在。而此次雅安地震报道中，这股情绪，经历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趋势；有趣的是，也没有陷入了“多难兴邦”的基调。这种两边不靠的状态，也许意味还有第三种情绪或者姿态的存在，比如深度报道，这是好事情。

说实话，我不太理解西方媒体选择海外灾难报道的标准是什么。在此次雅安地震报道中，对于死亡人数和背景披露，是各家媒体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英文媒体也谈不出什么。唯一可以与英国《每日邮报》的熊猫逃难报道媲美的是，中国网友发来了芦山县委书记不戴手表的照片。

眼下的地震，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来比，在抢险救灾的难度上来说，政府遭遇的挑战并不大。这也意味着媒体给政府捧场的空间不如以前，那么意味着中国媒体，可以做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这是自己拿主意立腔调的时刻，也是检验中国新闻审查部门水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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