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时候，亚洲和欧洲的混血孩子仍然是很少的，我这张中美混血的脸仍然让人们惊讶。虽然大家都赞美我，而且经常有人会嫉妒我每天能吃的各种美食，但事实上，我知道这标志着这样的混血的家庭仍然是一种大熊猫现象。

可是这个情况似乎已经变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看到中美之间爆炸性上升的跨国婚姻，基本上是中国妻子嫁给欧美的丈夫，但也涉及其他组合以及“亚裔”混合夫妇（在这方面我的家人仍有些独特，我从未见过另一个人的父亲是亚洲人，虽然我相信它们的存在）。

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它甚至就在我身边:我妈妈现在把我们的房子的一层租给了一对抱着4岁儿子的日美夫妇。去年在美国我主动去学校接我的中德混血弟弟和妹妹的时候，发现我妹妹的两个好朋友也是中美混血。可是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即使我想要另一个亚洲混血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

然而，这种中美的二元家庭附带了一组复杂的问题:父母应该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此代价是什么呢? 中国父母的双重认知是这样的：1. 被培养成“美国人“可以确保一个更快乐，更健康，更智慧的儿童；2. 因为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更难以驾驭，如果孩子不在年轻的时候彻底地吸收中国文化，他们永远不会是真正的“中国人”。

不仅是多文化的家庭面临着这些问题，富有的中国移民家庭也面对这个困惑。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父母(尤其是中国母亲)害怕孩子只获得了一种文化与一种身份，而多元文化下成长的孩子则有更多机会。

当我跟很多中国父母交谈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有一个“文化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累积的。换句话说，很多中国父母认为如果一个人足够胜任“80%的美国文化”和“80%的中国文化”那个人已经积累了160%的文化资本。反过来，90%一种文化和20%另一种文化又比100%和5%的比例更好，而按照这个逻辑来，越多越好。

虽然把孩子沉浸在多种文化中有实质性的好处，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包括我的父亲的经历，他很小就离开了大陆）我相信这方程计算应该有点不同，如果不是精心策划，抚养孩子的正式教育，最终会限制他们的能力。

从本质上讲，成长很重要的一点为就是培养一个能够“100%”用一种特定的语言和文化来表达自己的个体。这并不是说，父母不应该让他们的孩子接触多种语言和文化，也不是说，在某种文化种获得“100%能力”并不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如果试图这样做的代价是未能在任何一个文化环境下有百分百的自信，这会给孩子很大的负担。

第一个问题与语言更密切相关，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某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不能仅仅停留在掌握基础知识之上。举一个类比，学习国际象棋的规则和学习如何下棋是非常不同的，但这是因为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是在5分钟是可以习得的，而不是5年。学习某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规则是一回事，而学习如何使用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来交流复杂而新奇的想法则要困难得多。

事实上，语言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让一个人表达思想，而且创造这些想法。换句话说，语言不仅仅让我们与他人分享想法，而是成为学生发展的一种知识“脚手架。”这个支架让我们更好地组织、分析和合成复杂的概念，它不仅让我们能中肯地谈论我们第一时间的想法，而这种“脚手架”是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坚实的基础和特定的语言来得到的。

有另一个类比的战略游戏可以更清楚地解释这一点。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学习国际象棋和围棋的学习过程。我们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短的，仅仅是学习玩游戏的规则。第二阶段则开始学习策略，例如特定的棋子用什么特定的方式来下棋。然而第三阶段则不是熟悉游戏的预定功能，而是让玩家开始开发和完善他们的战略思维，用自己的直觉来判断如何最好地应对他们面临的新情况。

区分阶段三和阶段一，二不只是因为三是更高级的阶段。最重要的区别是学生在阶段三所获得的技能是可以转移的，阶段一和二则不然。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棋手刚刚学会了基本的国际象棋技能，而试图切换游戏和学习，他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的游戏体验的新学生。如果是一个高级玩家开始学习国际象棋，他会比其他新棋手更强，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战略思维的基本思考。

然而，通过第三阶段获得所达到的更深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是“通用的”（和所有游戏可转让的情况下）。这个通用技能是在一个特定游戏中培养的，而玩的先进程度则是在阶段一和阶段二的基础上掌握。如果这个基础建立了，但这“名球员”并没有继续他频繁而严格的训练，决定重新建立一个在第二场比赛，仅仅建立一个基金会将行为不符合培养玩家的战略思考，即使他们的努力是持平或更高了需要继续学习原来的游戏。

如果我们尝试把这种类比应用到高等教育，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说语言能力相当于第二阶段，是用来来熟悉“游戏”的基础知识的。而前面所描述的知识“脚手架”则类似于第三阶段的战略思考。

许多中国学生来到西方大学（现在甚至有很多高中生），说着并不完美的英语，但仍然有能力有效地学习，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母语的基础上开发了部分支架。换句话说，这些学生最初的知识在汉语环境中被重新应用开发，并允许他们在一个说英语的环境中发展。中国父母常见的误解是:在美国大学学习好的中国学生是因为他们英语好，但是事实上，也许英语好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非常聪明。

我们可以来比较都缺乏这种类型的“知识脚手架”的学生，一个是从小就说英语的人，另一个是中国国际学生。脚手架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要记住，学习英语和接受西方教育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在任何背景下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普世”的个人知识能力。简而言之，如果一个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但其“知识脚手架”并不发达，“比起教他们另一种语言，更有效的是帮助他们开发和使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

第二个问题与判断，包括这样判断所创造的压力有关。不管是英语或普通话，美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学会能够流利地表达自己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需要大量的时间沉浸在这种文化中（通常，某种程度的正规教育）。能够像一个“原住民”一样表达自己更加困难。

事实上，我认为“二元文化”（Bicultural）这个词通常被用错。有人指的是二元文化的“华裔美国人”，但“美籍华人”几乎总是指的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一面，而不是50%和50%这样来分。真正“二元文化”的人，应该是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下都有完全的掌控能力，而不是在一个文化下有和很高的能力，这样的人是极其罕见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虽然我能想象他们的存在。

有些人可能会问:“难道清晰有效地在一种文化中沟通有什么不对吗？这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吗？为什么需要强调“不可区分的吗？“我会回答：没什么错。学习另一种文化和语言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应该鼓励。问题如此：当说话的人缺乏一个具有100%自信文化身份时，他口语上的任何小错误都能使他感到沮丧和失望。

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一个中国男人，在年轻的举家时候搬到美国，显然这个年轻人可以说英语，但说的是中国式英语。他的写作能力更是这样。我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还会为他的英语鼓掌（毕竟他的英文水平远远超过他们的中文）。但是，让情况不同寻常的是，这个年轻人在与中国人交流的时候面临同样的困境。他的中文功能被“关闭”：其他中国人看不出看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把他变成一个类别，是单独的“其他中国人”。

当我在跟中国人沟通而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很生气，怀疑自己不够努力学习。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我的智力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知道我是美国人，在我的脑海中，我总是觉得我面对的限制由语言，普通话不能反映我用英语交际的能力。换句话说，我在中国时之所以能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局外人”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局内”美国身份”是无可争辩的。相反，当我朋友的朋友在说英语犯错时，他没有奢侈的安慰自己。不管他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会被其他人看成“局外人”，即使他能够享受两种语言的优势，这种优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当有人觉得有义务将自己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视为“本地人”，但缺乏其他原住民的文化资本时，他们最终会面临一个双输的局面。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中国文化对外国人很宽容，而对中国人很严酷。如果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其他中国人用一样的标准来评判，他们会被认为是很蠢。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使用更为宽容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人事实则会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

听起来有点变态，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人赞美我的普通话时我会很生气（尽管他们赞美我会用筷子让我更不爽）。我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给外国人的标准很低。于是，当我被误认为是来自新疆的农民工时，我更开心。

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并不是反对让孩子在多文化的情况下成长，而是强调确保儿童至少在一个文化成为“局内人”的重要性。如果你不能在两种文化中有“100%”，最好是在其中一方有100%，而不是在这两方面都低于100%。我认为这“越多越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对 “文化资本”的错觉。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就像一种工具的积累，是一种我们可以操作为目的的外部技能，但仍然独立于我们”真正”的身份。

事实上，真正在一种文化下如鱼得水在于完全理解另一种文化，从强调文化的角度来看，你需要将它变为己用。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也会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带来无法预料的影响。

如果有人想认真考虑“融入”这一过程，要问的问题不是“我想获得什么技能”，但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 文：Angelo Ngai  译：王逅逅  图：华君武 美编：雷曼的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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