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陶景洲见面那天是在伦敦Marylebone附近的一家以欧洲中部美食闻名的餐厅，他一身深色西装优雅现身，配着红色的领带，西装口袋里露出同色系的口袋巾。第一次见面，他如热情的法国人一般和我来了个贴面礼，并为我拉椅子。“喝什么呢？”他问，还没等我回答，“喝红酒吧。”他迅速地扫了一眼酒单，点了一支2004年法国中级酒庄的红酒。

多年来，陶景洲有机会游历各国，经常往返纽约、香港、东京、巴黎和伦敦，他走遍了欧洲的大部分城市。有时一出家门，有大半个月都在外面“漂泊”。他喜欢纽约的自由和忙碌，欣赏东京的干净和精致，也倾心伦敦的国际化和悠闲。但无论他去过哪里，在他的心目中，巴黎永远是他心中的最爱。“不仅爱那里的景，还爱那里的人。”陶景洲说，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身影和足迹，很多有趣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陶景洲: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曾担任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全球董事会成员，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

穷学生的法国梦

那时大家都想去美国，但是美国的名额只有两个，还有一个人得去法国。”怎么分配名额呢？考虑到去法国得从零开始学外语，一个教授说：“让年纪最小的陶景洲去吧！”

2014年12月，陶景洲在伦敦千禧桥。（摄影 王潇珏）

1982年初，陶景洲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通过了教育部的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那时大家都想去美国，但是美国的名额只有两个，还有一个人得去法国。”怎么分配名额呢？考虑到去法国得从零开始学外语，一个教授说：“让年纪最小的陶景洲去吧！”法语强化学习从3月一直到6月，陶景洲只初学了四个月的法语便去了法国。

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当天，他只身一人来到巴黎。在人人欣羡的浪漫之都巴黎，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浪漫与惬意。第二天，陶景洲就来到波尔多读语言。一到波尔多，陶景洲就遇到了葡萄酒。那是在食堂餐桌上，学校供给学生们随便喝的VDT（Vin de Table，佐餐酒）2法郎一大瓶，味道又酸又瘦。“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可喝的！”当时陶景洲还以为葡萄酒就是一种十分糟糕的饮料，不禁格外想念中国的白开水。直到他的导师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明显感到老师家的酒味道比学校的好得多，“连颜色都不一样”，这才纠正了对葡萄酒的偏见。

在法国，语言成了陶景洲最大的难关。只有几个月的法语基础，加上法律这门学科又有很多专业术语，陶景洲在课上“瞪着两眼，啥也听不懂”。除了语言不通，家里经济不宽裕的他，还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

陶景洲带着录音机去上课，课后再反反复复地重温老师所讲的内容。他天生有一股不服输的干劲，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不厌其烦地去“骚扰”同班同学、宿舍楼的邻居和他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法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和许多人一样，陶景洲也希望可以打工赚钱，而不是眼看别人“朱门酒肉”，但是这样又会占用宝贵的学习时间。两相权衡之下，他觉得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还是尽量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

陶景洲的留学生活清冷而苦闷，唯有向家人寻求慰藉。“但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封电子邮件或一个微博就可以随时表达你的情感。孤单想家的时候，我就只能鸿雁传书。可惜纸短情长，只能一封紧接一封地写信。信写得密密麻麻，而且会正反两面都写，只是为了不希望看到邮件超重而支付更高的邮费。”陶景洲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母亲文化水平也不高。“家里寄来的信，通篇都是错别字，我常常要大声念出来，才知道什么意思。”

陶景洲的家乡在安徽界首。小时候，陶景洲家里很穷，他是穿姐姐的衣鞋长大的。后来全家人节衣缩食地供他上学，中学毕业他就下了乡。1977年高考，陶景洲考上了北大法律系。“妈妈本来不想让我离开家，悄悄帮我把志愿填成了安徽师范学院，但我坚持认为：只有第一流的学府才能出第一流的人才。”最终，他还是来到了北大。

留学的时候，有时实在寂寞无聊，又没有条件去远一点的地方旅游，陶景洲便只能出门走走看看。他发现，巴黎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学校附近的卢森堡公园（Palais du Luxembourg）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他经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夏天的时候，在公园喷泉水池的边上，周围总是围绕着很多学生和年轻人，或在草地上野餐、小憩，或悠闲地打闹、晒太阳；秋天的时候，金黄的树叶铺满一地，时不时有一两个慢跑的人擦身而过。而我就喜欢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看书，想想事情。”

陶景洲说巴黎的魅力在于文化底蕴，“在街上走着，一转角，时不时就能和一些名人故居打个照面”。为此，他还专门买了几本书，按图索骥，去追寻这些名人在巴黎的生活足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位于孚日广场的（Place des Vosges）的雨果故居（Maison de V. Hugo）。“当年雨果只是租用孚日广场6号2楼的套间，最初是和他的夫人阿黛尔及四个子女一起入住，但是他们搬入这里不久，和夫人10年的感情就破裂了，之后一直是他的情人朱丽叶陪伴着他。雨果在这里住了6年，他的名著《悲惨世界》的一大半腹稿就是在那里形成的。”雨果去世的时候，全法国下半旗致哀，举国上下，一片悲泣。年轻时的陶景洲，就是在故居挑廊下咖啡馆的一个角落，喝着飘香的咖啡，望着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浮想联翩。

三年之后，陶景洲从学校毕业，正当他为实习和工作的事一筹莫展时，法国法律比较学界的泰斗丹克教授对他施以了热情的援手。由于丹克教授的推荐，他得以进入一家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因此有幸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他本来只想赚点钱就继续回学校进行行政法的研究，没想到一进入律师行业，他就爱上了这一行。为此，陶景洲甘愿放弃了博士学位。

2014年11月18日，陶景洲参加了巴黎政治学院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1983年，他在那里当听课生，学费400法郎，这是当时的学生证。在那仅仅两年后的1985年，他就在学院马路对面的法国比较法研究所用法语讲授中国法。

1986年，年仅28岁的陶景洲律师便帮助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了中国市场。同年，他在世界著名法学专刊《国际比较法》上发表了《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促成了法国行政法院与中国最高法院的首次接触。工作的同时，他于1986年至1991年期间在巴黎第二大学、巴黎第十大学和巴黎比较法研究所担任讲师，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

在陶景洲1988年出版的第一本法文法学著作中，他的导师、法国比较法学界泰斗丹克教授这样写道：“陶景洲先生无疑要不停地使我们吃惊，5年前的一个普通中国助学金的使用者，说着糟糕的法语，现在已修完法律的高级文凭，并在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积极地工作着。他能在北京和巴黎两个社会中应付自如，他才思敏捷，天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要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

法国红酒作伴

在法国待了十年，陶景洲说他有两件事没学会，一是跳舞，另一件就是吃甜点，但是有一件事他学会了，学会了品红酒，品正宗的法国红酒。

1985年的夏天，陶景洲刚刚开始工作，他花了5000法郎（折合不到1000欧元）买了一辆二手的雷诺，带着当时的荷兰女朋友自驾游。两人从巴黎出发，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往南，到了尼斯再从东部绕回来。他们不上高速路，专挑小路，拿着一本米其林的旅游指南，快到目的地就给旅店打电话订房间。当车开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附近时，漫山遍野都是整齐的葡萄园，有时绵延数百公里。遇到如此美景，陶景洲经常停下车来，和女朋友摆开桌布，从篮子里拿出准备好的三明治，在田间野餐。这是陶景洲第一次知道，波尔多附近有这么多葡萄酒庄园。

在那之后，由于经常和客户、同事、朋友去餐厅，有机会喝到好的葡萄酒，陶景洲才真正爱上了葡萄酒。“很多人总喜欢来问我：‘究竟应该如何品葡萄酒？’我每次都回答说：‘那你先喝1000瓶之后，再来谈吧。’”

喝酒的初期，陶景洲偏爱右岸的圣爱美浓，不仅因为口感比较柔顺，更因为刚开始工作挣钱不多，这个产区的酒价格比较合理。随着酒龄的增加，收入的增长，陶景洲说，虽然喝过勃艮第和其他国家的不少好酒，也依然觉得圣爱美浓的酒很好。

后来，陶景洲为法国巴黎春天集团提供法律顾问服务，1855一级庄的拉图酒庄是巴黎春天旗下产业，也是陶景洲的服务对象。在名庄酒里，陶景洲喝得最多的自然是拉图，也喝过上世纪40年代的拉图老酒。因为爱酒，有一次陶景洲跟拉图的庄主开玩笑说，“律师费那么贵，不如你给我一半钱，另一半用拉图酒兑换吧。”拉图酒庄还曾在休息日专门为他一人打开大门，接待他参观和品尝。

如今陶景洲有四千多瓶葡萄酒的收藏，90%属于波尔多名庄酒，四分之三的藏酒存在国外或香港酒友的私人酒窖里，其余一千余瓶放在自家的小酒窖中。陶景洲在京郊的家本没有酒窖，入住后特意找来施工队在楼梯间的位置向下挖出了一个十余平米的小酒窖。酒窖内有一台空调，常年定在16摄氏度。他还放置了加湿设备和湿度计，精心为心爱的藏酒营造最适宜的休养环境。

有时候“酒肉朋友”来家里聚会，陶景洲常常会打开酒窖，让朋友们挑选自己喜欢喝的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常常一晚上就能喝掉好几瓶，“有好几瓶珍贵年份的酒就是让他们这么喝没的”。陶景洲笑着说，但是他心疼归心疼，却从来不会不舍得把好酒拿出来给朋友分享。“酒没了可以再买嘛，朋友没了就很难再交新的了，特别是深交的好友。”

另一件令陶景洲极为难忘的经历发生在几年前，他去法国波尔多的飞卓庄园（Chateau Figeac）看望朋友，参观酒庄时正遇上80多岁的庄主拿着篮子在田里劳作。陶景洲和他握手聊天，请老人家为他买的酒签了名后，便愉快地告别离开。几天后陶景洲回到巴黎，翻开报纸惊讶地发现，庄主刚刚去世。陶景洲感叹道：“酒瓶上的签名还在，酿酒人却不在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仍然在田里工作，令人感动。”

长途旅行二三事

2013年，陶景洲在澳大利亚悉尼参加“GAR Live Sydney”会议

由于工作的关系，陶景洲经常要做“空中飞人”，几个国家轮流飞。最长的一次环球旅行，是在2014年10月的时候，他连续飞了14个国家，基本每两天就换一个国家，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有时早上起床，睁开眼，会先想一想，自己到底在哪里。”

四处奔波旅行，也会让陶景洲吃不消。几年前在巴黎出差时，正好遇上感冒发烧，他刚下飞机不久，就在街上晕倒了。朦朦胧胧中听到路人打电话叫救护车，之后就迷迷糊糊地被送上了救护车，救护员一边守着他，一边拍拍他的肩膀说：“别睡觉，别睡觉！”怕他一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What am I doing here?”“就像电影场景里，人临死之前在反悔的一样。”他笑着打趣道。

旅行中，陶景洲也会在飞机上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有一次，他坐飞机到上海看歌剧，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准备起飞，他坐在飞机座舱第一排，驾驶舱突然冒烟，飞行员紧急停下飞机，打开舱门，并告知旅客更换飞机。

这还不是最惊险的，还有一次，从美国飞巴黎，在大西洋上空，空姐正在为旅客进行正常的餐饮服务，突遇强气流，飞机上惊恐的声音四起，空姐都被颠簸的气流震到天花板上。此时的陶景洲也只有抓紧两旁的把手，手心一直出汗，心里默默祈祷，“只是后悔没写遗嘱。有一句法语说得好：修鞋的人，鞋子是最烂的。做律师的也是这样，对自己的事最不上心。”但是直到现在，陶景洲也没提笔写过遗嘱，“上了飞机，就听天由命吧。”

2014年9月，陶景洲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北京贵宾楼见面。

频繁的出国旅行，让陶景洲养成了一些习惯。为了一下飞机就能最快速度地投入工作，他在飞机上就把表调到当地时间，并且严格按照目的地时间作息。陶景洲还在飞机舱里邂逅了各式各样的名人。

一次，他前座一个人的后脑勺高出椅子一个头，仔细一看，是篮球明星姚明。另一次，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就坐他旁边，他还和特首聊了几句。还有一次，他去泰国旅游，遇到了马云，带着一家子出门，当时他也带着一家子出门，但是陶景洲没和人打招呼。巧合的是，下了飞机后，马云和他还住同一间酒店。

有些名人是认识的当不认识，但是有一些名人是真的不认识，比如李宇春。“我坐她旁边，就发现老有人来和她照相，然后我就问，这是谁呀？人家告诉我：李宇春。结果我回了一句：不认识。”其他名人还包括张艺谋、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等。无论是遇到哪个行业的人，也无论这个人有多大牌，他都从未有去拿个名片或是照张相的冲动。

访谈结束之后，陶景洲又要踏上新的旅程，他要先飞到瑞典与一些工作伙伴见面，再到丹麦和家人会合，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过2014年圣诞节，之后和儿子回巴黎过新年，2015年的新年之夜，他约上了一帮朋友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最好的一间饭店倒数新年，新年之后，又去意大利米兰和佛罗伦萨，之后又会回到法国，到南部的尼斯和摩纳哥。

陶景洲的一年在旅途中结束，又在旅途中开始，他笑着说：“就这么忙忙碌碌的，飞来飞去的，一年也就这么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