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棉花》获得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金马奖影后李心洁和张震为其颁奖。在获奖感言中，周浩说：“半年了，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很多朋友答应和我一起来的，他们来不了。谢谢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部影片。谢谢。”事后，周浩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说：“那晚，耿军上台极稳当，要谢的人一个不拉，还有金‘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像我，语无伦次，三言两语便夺路而逃。”

这部纪录片《棉花》聚焦了中国的棉花产业链， 通过拍摄河南打工者在新疆工作的工厂和居住地等地，展现了采棉工生活的不易。这部片花了周浩半年时间。去年5月底，应华语视像电影节的邀请，纪录片导演周浩来到伦敦，《华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畅谈他拍摄纪录片中的拍摄手法和格局。当时，周浩就透露其最新的纪录片《棉花》正在制作中，以下为专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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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介绍

中国的一粒棉花籽最后如何成为美国零售店里的有一条牛仔裤？在这个过程里究竟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本片将跟随那些被紧紧捆绑在绵延5000公里长的棉纺产业链上的人们，以棉花为线索讲述他们的故事、描述中国人完成“中国制造”的整个接力过程。 

《棉花》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工人、纺织品商人……也就是工贸链条上形形色色人群之间不同生活的内在联系。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工作，但都被紧紧捆绑在

棉花的产业链上：这些棉花和被制成的衣服，将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的人们联结到一起，本片通过深入直接的采访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思索不同人们共同面对的生活命题, 展示中国经济各环节的真正面貌。

“珍惜每一天，好好活着，少喝酒，生命是非常不确定，说不定哪天就会失去了。”

这是周浩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阶梯教室里对观众说的一句话。5月24日晚，他最新的一部片子——《急诊》进行了全球首映，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浩。

“中国观众喜欢我的片子，因为我选择的一些节点，是中国社会的节点，可以让我观察到中国的一些状态，虽然这不会让我在电影节上获什么大奖。”

周浩拍的其他六部片子，都是反应中国当下的热点，表现了911后东莞鞋业生产基地的工厂工人失去订单后的生活百态的《厚街》，描写高三学生在备战高考时充满紧张焦虑感的《高三》，以有情有义吸毒贩子为拍摄对象的《龙哥》，潜伏在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拍摄的《差馆》……周浩镜头中对准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却又在中国经济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的洪流冲击中翻腾起伏，一个个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5月28日，周浩背着书包走进《华闻周刊》的办公室，解读纪录片镜头之外的点点滴滴。

拍摄者与被摄者

“拍纪录片需要一颗特别强大的心脏，我拍过的两个纪录片的主人公现在都在监狱里。拍记录是有冲击感的，那我们就好好地活着。”

在《急诊》开映前，周浩对观众说：“如果电影播放后你们没有离席，我们再做交流。”99分钟后，观众起立，鼓掌，期间没有观众离席。

在《急诊》这部节奏紧凑的纪录片里，观众随着周浩的镜头走进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救室。在这里，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有人因为饮酒过量而和友人永别，有人因为丈夫背叛走上绝路，还有老人因为年事已高在梦中离去。周浩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地对准在医院忙着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也对准了那些或失去生命或重获新生的人们和陪伴他们的亲人。

有英国的观众尖锐地指出：“你在片里拍到逝者的镜头时为什么不打马赛克？”周浩说：“我希望这样能引起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能对逝者有深切的感受。”

在《急诊》中，周浩作为导演没有避讳地出现在镜头中，甚至和被摄对象有一些对话，他给了一个有癫痫的小伙子钱，让他重新去买一套擦鞋工具谋生。有些人认为，这会打破了纪录片客观的记录方式。但是，周浩认为，他每拍摄一个片子，都是经历人生的一种方式，他会尽量减少存在感，但不会完全回避这种介入。“我通过视频的方式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人生经历，观众能接受的我就能接受。”

这次出镜并不是周浩的第一次，他有时会有意无意地介入到情境，成为纪录片中一个特殊的角色。在拍摄《龙哥》时，主人公龙哥是一个生活在广州的东北人，他吸毒、偷盗，因为贩毒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死缓。一方面，他干尽违法勾当，但另一方面，他又有情有义，经常帮助一些因为吸毒而走投无路的人。龙哥向周浩借钱，周浩也会借给他。镜头里的龙哥，时而衣着光鲜、神采奕奕，时而又穷困潦倒、宛如乞丐，周浩断断续续地记录着龙哥的江湖生涯，“我是基本找不到他的，但是他一找我，我总能出现。”龙哥找周浩的理由很简单，借钱。有时几十块，有时一两百，有时是交房租，有时是周转一下手头的资金。

龙哥和周浩建立了异乎寻常的关系，虽然两人也会相互戒备。一次吃饭，龙哥叫周浩带他女儿去，周浩没有这么做，他说那是他的底线，和被访者保持的距离感。但是龙哥俨然把他当成了朋友。龙哥再次消失后又再次出现时，送给周浩一个相机，“这不是我从别人家偷的，是我从商场偷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相机。”周浩婉言谢绝，龙哥说：“你不把我当朋友，这个东西几个人问我要，出600块买我都没给。”

最紧急的一次，龙哥因为在医院偷窃被抓，情急之下吞了刀片，才免于4年的刑罚，得知周浩赶了80公里来看他，他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来广州白来了十多年，就认识周浩这一个朋友。”

凭借着这部纪录片，周浩获得了台湾纪录片双年展“亚洲奖”首奖。现在，龙哥依然在云南瑞丽的监狱里服刑。周浩来英国前，龙哥给他打来电话，问能不能借点钱给他。“我是唯一能借钱给他的人，他的入狱通知书也是寄给我的，也许他有一天出来了，第一个会找我，我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希望和寄托。”

周浩给他汇了500块过去，“我和他说不说得上朋友，看你怎么定义朋友，也许我们真的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但是并不是这么急切的、功利的。我还指望着他出来拍《龙哥》下集。也许他在里面比我在外面还安全，也许他出来了我不在了，谁知道呢？”周浩狡猾地一笑。



记者转型做导演

“这是一个很适合记者做的一个行当。因为记者对社会的了解，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和社会各阶层的融合能力，其实记者占有很大优势。”

有人称他是“记者型导演”，用镜头的叙事方式展现人物故事。这是他将近十多年的摄影记者经验带来的镜头感。

1991年初周浩成为贵州日报社的摄影记者，一年后调入新华社贵州分社，1997年底去了《南方周末》。呆了三年又来到《21世纪经济报道》。

在《21世纪经济报道》供职的那段时间里，办公室的同事极少见到这位人称“周大师”的同事，他是来去自由的摄影师。即使很长时间没出现，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2003年3月，周浩和他的文字搭档方三文（原网易副总编辑）一起去了三峡，一去就是一个多月，那是他最后一次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做专题报道。最后，《徒步走三峡》出炉，他们走过的地方不久之后便因三峡大坝蓄水而被淹没。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周浩就已经拿到一份年薪20万的薪水，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已经不能满足周浩“讲故事的渴望”，直到他拿起摄像机。“拍纪录片是我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没有约束，我还没找到比这更合适的表达方式。”

除了敏锐的观察力，周浩还具备了一种“被忽略的优势”，周浩经常开玩笑：

“我有一张不是很丑也不是很帅的脸，还有一颗平和的心态”，让他的被摄者自然地呈现他们本来的状态，

“我建议一些特别靓仔或者特别漂亮的人不要来拍纪录片，因为他们容易成为焦点，而导演应该是来拍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拍的。”

周浩在独立纪录片导演中算是幸运的，因为《21世纪经济报道》特殊的体系，让他可以游离于体制之外，自由地从事他所喜欢的纪录片拍摄。“一家纸质媒体支持做纪录片，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他们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周浩也从来不用考虑发行的压力，近几年，来自国外的纪录片基金也支持着周浩拍摄更大规模的纪录片。

现在的周浩拿着一份不如当初的“闲工资”，却很满意现在的工作状态，并称之为“舒心”。他把自己的这种工作模式比喻成“小手工作坊”，自己精雕细琢做一个小工艺品，有买家当然好，没买家也无所谓。“我拍片子的兴趣远远大于发行，大于坐在这里接受采访。只要有钱给我，我就一部接一部地拍。”

反映当下中国社会

“媒体的义务是让这个世界的人能更好地进行沟通，为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找到根据和理由。”

周浩拍的《急诊》没有揭露在中国饱受诟病的医患关系和医疗体系，《差馆》里的警察没有出现打人的画面，《龙哥》里的毒贩龙哥也没有毒瘾发作满地打滚的画面，是不是周浩遇到什么压力或者是刻意回避这些敏感的镜头？

对此，周浩解释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给我压力，我觉得在中国拍纪录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急诊》中，有一些镜头是病患抢救无效之后，医生和护士在相互开玩笑的画面。周浩认为，不应该给这些人贴上“道德标签”，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永远宽于对己，严于对人。一个医生一周在急诊科碰到五个死人是很正常的，你希望他们见到每一个死人都哭丧着一张脸，这是不人性的。他们不是机器，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每一个职业，大家就不会发脾气了。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急诊》出来后，医生看了之后说：“从来没有人这么拍过我们。”《差馆》播出后，警察对周浩说：“感谢你拍的这部片子。”《高三》获奖后，班主任王锦春说：“这片子是我这个教书匠送给女儿最好的礼物。”

周浩特别反对很极端地借影片宣泄自己的不满，他说：“其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把所谓的黑幕都揭得这么干净，就没有必要了。在我的片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我希望人和人之前相互了解。我的终极目的不是揭黑，我的兴趣是了解中国当下的人，这些人怎么组成中国这个社会，为什么会以这种模式向前运行。每个人都留下一个小空间，这个社会才会发展。”

周浩的每一部纪录片从来不会出现除字幕之外的一行字，他完全用镜头去表达他想呈现给观众的思想，让观众自己去总结，“你压根不要看我的导演陈述，你看完有自己的所思所想。我有很饱满的情绪想要表达的思想，但绝不是用一行字硬塞给观众。”

来英国前，周浩正在法国剪他最新的一部片《棉花》，“应该这一两个月就会上映吧。这是一个很中国的故事，讲新疆一个家庭种棉花，河南的女人摘棉花，最后纺纱、织布，做成一条牛仔裤，穿在一个欧洲人或一个美国人身上。”

周浩的故事线索都是自己挖掘的，但是他不会抗拒和别人的拍摄题材撞车，“任何人，只要愿意敞开自己的世界都会是非常精彩的故事。”虽然有欧洲的纪录片资金的支持，但是周浩却没有想过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发展，生长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是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变化中的中国对他有磁铁般的致命吸引力。

“作为一个记者，我们以为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已经非常充分了，其实根本不是。我每拍一个片子，我都觉得，我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都会更多一个层次，这是肯定的。正是因为中国这块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这些都是中国的节点，看到这些东西，我会很兴奋，我会一直拍下去。”

采访结束后，周浩背起书包又将踏上旅途，你永远猜不到，他的下一个拍摄对象会是谁。

后记：做了多年记者，周浩很直接，对记者的采访写稿模式也摸得很透。在采访中，周浩告诉我，他不喜欢做记者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记者在采访之前就已经有预稿了，“你只是在我的话中找到你想要的点，采访完之后你就不会再关心我了。”我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回了一句：“周导，我晚上还会去看你的电影。”采访完周浩后，我问：“周导，稿子和照片发之前要不要发给你看看？”周导双手一摆：“不用和我来这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