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国几位资深媒体人、学者就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相关问题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董关鹏：西媒对中国民众的直接影响力其实在降低

受访者简介：

董关鹏，资深媒体人、政务公开和媒介政策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剑桥大学和杜伦大学，在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十余年。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兼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外著名媒体播音员和主持人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官员。2002年以来担任国务院多个部门媒体事务咨询专家，是国家级行业协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的副会长。

《华闻周刊》：西方媒体中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随着时间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变化是否表现出了一些阶段性？

董关鹏：中国形象在西方媒体上的呈现与中国的实际始终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如果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来看，大概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近现代一直到1949年建国之前，这个阶段西媒更多是以一种“猎奇”的方式来报道和关注中国，报道数量比较少、质量比较低，主观猜想、道听途说、拼凑组合是显著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80年代初，这个阶段西媒报道的特征是以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非黑即白”式报道，大部分报道都在说中国又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以此来证明中国选择了“错误”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20年。因为1970年代末中美建交、基辛格访华和邓小平访美等事件，美媒因近距离参与和零距离沟通而使其报道开始走向全面和正面。之后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高端互访、香港回归谈判等事件，也使得英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开始变得更为具体和真实；第四个阶段始于2004年前后，西媒对中国的报道呈现“井喷”，联想收购IBM、中澳矿石纠纷等事件纷纷登诸报端，报道的重点开始从以前的政治、外交，拓展到了财经。再经过后来的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报道中国已经成为西媒大机构每期不可缺少的选题。因为西媒和他们的投资者、读者都比以前更加需要了解真实的中国，西媒涉华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双双达到历史最高点。

《华闻周刊》：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然还是以负面的、批评性的居多。你认为形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什么？

董关鹏：负面和批评确实不少，甚至会长期存在。但是我们的综合研究却发现，目前西媒对中国的报道，在客观性、准确性上都明显地好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因为在全媒体时代，造假的空间被极大压缩，谎言与不真实报道的代价让很多媒体不敢铤而走险。

至于形成“负面报道多”这种印象的原因，首先是确实有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然是负面和批评性为主的，报道总量上升，即使负面比例不变，负面报道总量也会上升。毕竟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西媒觉得中国的很多事儿和各国都有关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媒没有再把中国当外人，而是把更多的担心和忧虑写到报道里，方法与行文和日常对白宫和唐宁街的批评已经大同小异。

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和观念差异的问题。白宫和唐宁街在骂声中经过了几百年，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都并不适应这一状况。从1949年之后，中国民众就形成了一种媒体观，即“朋友就是好的，敌人就是坏的”，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很少有“既好又坏”的人。在这种观念下，人们很容易认为“说我好就是把我当朋友，说我坏就是把我当敌人”，因此一旦西方媒体有批评中国的声音，就会格外地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在中国，人们的媒体观念仍然是以“稳定”（Stability）与“一致”（Consensus）为主，注重集体的利益、国家的诉求。而西方的媒体观则不是这样的，在他们的观念中是“我把你当朋友，但我同样也可以批评你”。西方政治是一种“平衡政治”，所以西方新闻媒体也讲究“平衡报道”。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媒体的表现，当时中国媒体大都接到了通知，不允许报道克林顿的“性丑闻”，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现。当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时候，中国人期待主人也要以相应方式予以回报。但是美国媒体对中国负面的内容不但不回避，反而因为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而加大了报道力度。中国人在那个时候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情况的。

《华闻周刊》：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中国官方和民众对待西媒涉华报道的态度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董关鹏：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很多讨论平台都是非政府所有的，尤其是在新浪、腾讯和百度上，他们甚至是境外上市的全球企业。对于任何一个人或机构的讨论，都开始出现了“既有人说好，也有人说坏”的现象。在过去几年，中国人已经开始习惯于听到“坏”的方面，在看西媒对中国的报道时眼睛里也能容得下沙子了，这也催生了中国在世界媒体上，一个更符合媒体规律的、改变自我形象的“全民工程”。这个“全民工程”包括三个维度：“国家形象工程”、“文化走出去工程”和“中国制造的正名工程”，分别是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其实也有第四个，社会的，那就是民间的频繁交往，中国现在的流行词汇叫“公共外交工程”。

《华闻周刊》：听说中国曾经考虑过聘请专业的国际公关公司来推广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在这个方面目前有什么进展？

董关鹏：中国在这个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比如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与美国伟达公关公司进行的合作，效果就很不错。但对于聘用专门的公关公司来推广国家形象，中国政府其实一直是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也有观点认为让公关公司来做一些活动或者任务的一部分是可以的，但把国家形象交给它们来运作不太合适，因为领导人们认为，还没有一家西方的公关公司特别“懂”中国。

有一点我可以确定的是，作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的副会长，我曾经亲自见证在华排名前十位的国际公关公司的老总多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表达出想要合作的意向，但至今并未有任何一家与中国政府签署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已有的合作一直限于中国政府向这些公关公司学习交流的技巧、沟通的方法以及委托其完成在境外的某些特定活动的公关策划及执行，但中国方面的培训还是喜欢用自己人，而不是西方公关公司，因为总觉得与西方公关公司沟通上不畅快、理解上有偏差。最近一些领导开始对俄罗斯雇用美国公关公司打造在美形象感兴趣，但是好像也只是感兴趣而已。

《华闻周刊》：在新媒体时代，西媒有关中国报道的传播渠道及其影响是不是也出现了变化？

董关鹏：无论是西方主流媒体、社交媒体，还是西媒的手机应用App，大部分并不能到达中国的主流受众这里，即使到了，粉丝的痴迷已经远不如冷战时某些人对英国BBC国际广播的忠诚度。西媒进入中国大众的渠道变得十分间接，通常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如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上会有一些转发西媒有关中国的报道或链接，另一个渠道是《参考消息》或《环球时报》两大国际新闻编译媒体翻译过来的文章。直接跟踪西媒的受众比例严重下降，中国的母语媒体平台数量过剩，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去看陌生语言的东西也什么都可以知道了。被《环球时报》等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甚至还会导致年轻人以更加挑剔的眼光面对西媒。

我认为在全媒体时代，西方媒体对中国民众的直接影响力在严重降低，如果说它们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也主要是体现在媒介形态创新上的影响，有什么新的形态或平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快就会克隆过来。西媒的内容现在反而比较难以渗透进来。

《华闻周刊》：在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曾经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做出了比较开放的规定。近6年过去了，这种政策延续下来了吗？原因是什么？

董关鹏： 理论上来讲，与奥运会期间相比，中国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规定并没有出现本质上的变化，因为奥运之后中国国务院发布的537号令至今仍然有效，但关键问题是近两三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中国政府与一些外媒记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受到了影响。

有评论称，现在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不如2009年之前那么顺畅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各国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对新闻界产生相应的影响。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后，中国对外国记者在华报道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2010年底“茉莉花革命”发生后，部分外国媒体被认为是肩负了媒体以外的使命和任务，中国出于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我认为中国政府和外媒记者之间关键还是要多交流，出现误解要及时沟通。如果双方都“死不认错”，最终就会出现沟通更少、误解更多、疑虑丛生的局面。

程益中：新闻只有真假之辨  没有正负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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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程益中，中国知名报人和媒体管理者，《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

《华闻周刊》：在你接触过的西方媒体的管理者和从业者中，哪几位让你印象最为深刻？他们在新闻操作的实践层面有哪些最为突出的特点？

程益中：我对时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主任、现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潘公凯印象最为深刻。他曾经采访过我本人至少十几个小时，我发现他对采访对象的研究非常深，信息的掌握非常全，提出的问题非常具体。我一边回答他的提问，一边暗暗惊叹他是怎么掌握这些信息的。他的敬业精神、采访技巧和写作水平，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还有时任《纽约客》杂志北京特派记者的历史学家欧逸文，为一件事、一句话、一个日期或地点，都会多方求证、反复核实，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制度化的。另外，我很佩服黎智英（壹传媒集团主席兼《苹果日报》社长）的管理经营才能，也佩服时代华纳集团旗下《体育画报》总编特里·麦克唐纳的老臣谋国。

《华闻周刊》：这些特点是西方媒体人特有的吗？西方媒体人和中国媒体人有何异同？

程益中：中国媒体人和西方媒体人，从骨子里讲都是一样的，都是权力的“扒粪者”；区别在于中国媒体人想做而难做，西方媒体人肯定是，也必须是。

《华闻周刊》：据你的观察，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角度、倾向以及侧重点在这十年来有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程益中：以我有限的观察，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角度、倾向以及侧重点，这十几年有变化，也有调整。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不在西方媒体，而在于中国领导人更替、政局变化及民间异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大体上也能反映中国的真实面貌。

《华闻周刊》：不同的西方媒体（比如美国媒体、欧洲媒体以及日本媒体），它们在报道中国问题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程益中：欧美媒体的对华报道一般都比较真实客观，也更注重技术环节的把控。日本媒体我接触得少一些，它们给我的印象也是很靠谱。反倒是离大陆最近的香港媒体，不专业的报道和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东西更多一些。

《华闻周刊》：有观点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以负面、批判性的报道为主，该倾向是“傲慢与偏见”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是西方媒体本身的特性与模式决定的。对此你怎么看？你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程益中：首先，我不同意“批判性”报道的定性和“负面”报道这一类话语，我认为我们应当先摘掉这顶帽子，再去做“西媒对华报道问题调查”。其一，新闻只有真假之辨，没有正负之分，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报道是否属实，而不是所谓的正面负面，也不是去单一地强调“批判性”；其二，西媒对华“批判性”报道多少才是合适的？需要多少“赞赏性”报道才足以达到报道平衡？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呢？我的基本估计是：相比于中国现实的情况，西媒批判性报道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以我的观察，我觉得西媒对华问题的报道，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不得要领，那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批判性报道其实并不多。

资深新闻人：全世界新闻媒体都在走下坡路 

受访者简介：

中国资深新闻人，从事媒体工作逾二十年。

《华闻周刊》：在你过去从事媒体的过程中，是否曾经借鉴过西方媒体的模式或经验？其中哪一部分，是你尝试借鉴最多的？

受访新闻人：当然，借鉴了很多，尤其是西方调查报道的专业性和严谨性。以及西方新闻写作技术，尤其是非虚构写作。

《华闻周刊》：对于西方媒体喜欢从负面、批判性的角度报道中国新闻的现象，你认为这是西媒的特性与模式决定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受访新闻人：其一，批评性报道确实是西方媒体的常规报道“特性与模式”，尤其是针对政府、高管和垄断性企业等权势者，信奉社会责任理论的西方媒体大多投以审视和批判眼光，也经常予以调侃和嘲讽。这种态度自然会让中国的体制内人士以及由中国宣传教育系统塑造出的中国读者难以接受。

其二，这种对权势者的批判，在面对中国这个与西方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威权国家时，自然会表现得更为激烈，这是西方新闻从业人员骨子里的“政治正确”。

其三，和其他国家的其他行业一样，西方媒体从业人员也是良莠不齐。近些年由于受到互联网改变读者阅读习惯及商业模式落后的冲击，全世界新闻媒体都在走下坡路，西方新闻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也在大幅下滑。从路透社、《纽约时报》、《纽约客》等驻华记者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抄袭、懒惰、缺乏职业水准、不做新闻专业主义调查的以讹传讹、主题先行、为迎合读者刻意扭曲等问题屡见不鲜。大量西方传统媒体因为生计维艰而撤回驻外记者，也使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水准包括客观性大幅下降。这是很悲哀的事实。

《华闻周刊》：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侧重点在这十年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受访新闻人：一是在态度上从过去的怜悯与好奇变成现在的警惕与幸灾乐祸，这与中国经济竞争力增强让西方企业以及底层民众感觉受到威胁有关；二是在侧重点上对中国企业、经济政策及政治丑闻更为关注，这符合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因为这些问题与西方民众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相关性。

《华闻周刊》：在中国目前的新闻环境下，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如何去报道有传播价值的“真实新闻”？

受访新闻人：有传播价值的“真实新闻”是媒体人的新闻理想。这其实并不难，即使在中国目前的新闻管控体制下，也并非毫无空间。关键是两点，一是坚持理想，不为政治与商业所俘获，可以个案妥协，但不能整体阉割；二是专业审慎，不为大众情绪和媚俗趋向左右。

茅于轼：西媒重事实  中媒重“看法”

受访者简介：

茅于轼，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华闻周刊》：你与西方媒体人、中国媒体人都有过不少的接触，他们做新闻采访报道的操作手法有何异同？

茅于轼：与西方媒体不同，中国国内媒体以报道中国的“好消息”为主。我感觉来采访我的西方媒体的从业者更看重事实，他们的报道重点是尽可能地去接近事实的核心，比较尊重媒体的职业道德约束，会尽量去让报道真实客观；中国的媒体人也关心事实，但比较起来感觉更看重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或“观点”。

《华闻周刊》：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在选择题材和报道角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特点？近年来有什么变化？

茅于轼：以前西方媒体报中国负面的新闻比较多，这个很正常，并不是西媒专门针对中国，其实它们报道自己国家的新闻也是以负面的为主。主要的原因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媒体肯定要追求新闻价值，要报道吸引眼球的东西，负面的新闻更能引起关注。

但近年来西媒对中国的报道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表现出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报道负面的新闻越来越多；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恰恰相反，有外媒在天天报道中国如何厉害。比如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表现出来的富裕程度非常惊人，有些报道甚至让中国人都感到吃惊。

《华闻周刊》：你提到的这个西媒涉华报道呈现出“两极”的特点，是在西媒报道中国不同领域的问题时出现的吗？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说中国“厉害”的那部分报道，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关于中国政治领域方面，就很少有正面的报道，几乎没有报道中国政治进步的文章。出现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确实在变，尤其是经济方面出现了大发展，这个被西媒所关注，但中国在政治领域的进步，则被西媒关注得比较少。

这两个方面的确都存在着一些片面性，但我认为媒体的这种片面性很难避免。作为读者，只能提高自己的判断力，不能生活在媒体描述的世界中，而要到生活中去生活。你要去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看、去体会，仅仅从媒体上看中国是不行的。

《华闻周刊》：你认为西方媒体有哪些模式或经验可供中国媒体人借鉴？中国媒体人是否有借鉴这些经验的机会与空间？

茅于轼：中国目前对新闻控制得很严格，很多文章和报道是写出来了不能发，很多重要的事情是明明发生了，但媒体却不能报。这种环境导致媒体只能有选择性地报道，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