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下午6点，伦敦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到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大街上，英国民众齐举着相机，等待马路另一头跑来的火炬手。

这一边，同样等待的有一张中国面孔，手握金色的火炬，身边飘着火红的中国国旗。他是熊榆，他从万人中被甄选出来，作为唯一的中国籍学者奥运火炬手，承载着荣誉与骄傲跑完这一段路。

“当时我举着火炬，我就这么看着它，这一瞬间，全世界都聚焦在我右手上的圣火上，那种感觉还是很神圣的，是对我一种莫大的激励。”

年仅三十出头的熊榆在英国学术界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传奇”人物，他是顺利的，在30岁就坐上了高级讲师的位置，远远超越了一般英国学者的进度；他是辛苦的，发起并组织中英创业计划大赛，成立全英中国创业发展协会，也与英国各高校的教授建立下良好的联系；他也是“顾家”的，一直在为沟通中英之间的学术、创业项目与科技合作努力着。

“奥运火炬手的标准是‘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选为火炬手，可能是因为我年纪比较轻，并且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英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组织的一些活动也对社会有一些贡献。”

“有些人循规蹈矩地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不能给人启发，也许因为我对于各个方面都比较好奇，做的事情比较多，别人觉得我比较特别，所以才被选上。”

爱下棋的“厌学生”考上了大学

熊榆出生在三代教育世家，爷爷当年是一位高中的二级教师，奶奶曾经在江西一间女子学校任校长，到了父亲这一代更是杰出。他的父亲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高考，以四川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数学系。

然而，熊榆的童年却几乎没有父亲的参与，“直到我16岁之前，父亲零零散散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在家，他先是在北京工作，好不容易调回重庆，才工作两年又去美国做了访问研究员，只到高三快高考了，他才回到重庆安定下来。”

父亲不在身边，母亲一人辛苦照料熊榆的生活起居，实在无法分出精力看管他的学习，“留守儿童”熊榆就这样度过了“散养”式的十几年，直到父亲从美国回来，翻看了他的成绩单后发现：再不挽救这个孩子，他的一生就要废了。

“我初中就读的中学很差，其高中已经连续5年没有人考上大专，更别说本科了。我就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班级排名才十五六名，班主任老师建议我加油考上职高。”

初三的时候父亲回国了，将他转学至重庆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的重大附中其实就是租用的两间平房改成的教室，在重庆大学足球场的边上，上课时有足球会从操场上飞到我们教室里来。但是这一年对我今后的影响很大，这里的老师懂得怎么鼓励学生，他们对我说只要你想考重点高中，我们会全力支持你。”

熊榆那时早已完全放弃了学业，每次考试只图及格就好，在选择“一事无成的0”和“考入大学的1”时，他会不假思索地选择0，然而因为父亲“狡诈”的一计策略，玩心重的他上了父亲的“套”。

“我现在是个学者，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从小学习很好的类型，但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小顽童，每天疯狂地玩。我父亲觉得我是可以学好的，他也没有逼我，而是找到了我的兴趣点。我很喜欢下象棋，他就跟我说，‘这样吧，你做一道数学题，我就陪你下一盘棋’，那个时候，不要说让我做一套题， 就是一道题我也不想多做， 但我觉得如果做一道题换一盘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一开始熊榆觉得数学题很难，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做出来一道题，之后的速度越来越快，慢慢变成做两三道题或者一整套题才下一盘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熊榆就可以只用一个小时做出来一整套题了。

“我的态度是，学习和玩我必须兼顾，如果让我只学习的话我马上就崩溃了，我父亲意识到这一点了，于是他一直在陪我玩儿。学习方法很重要，很多家长语重心长地教育，告诉你学习很重要，这些对于小孩来说都没有用，他只想着玩儿。全世界的小孩儿都是玩儿大的，我很庆幸，我父亲也很庆幸，当时找到了让我对学习感兴趣的方法。”

中考成绩发下来，熊榆高过了省重点线30分，“我们当时的初中能考上市重点已经很好了，我考上了省重点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家里非常开心，我这才第一次发现学习还是有用的，大家都用很羡慕的眼光看你。”

带着骄傲进入省重点重庆八中，熊榆却发现自己只能排到二百开外，“当时我就吓懵了，原本都是普通中学第一第二名的学生考到这里，却只能垫底，于是我又陷入了迷失之中，觉得暗无天日。”但是2个月后第一次考试排名出来，熊榆戏剧性地考了年级前20名，“当时我还吃了一惊，于是信心又来了。”

高中时期熊榆成绩总体上还是很优秀的，老师家长都劝他奔着考入清华北大的目标努力，但是很“懒”的他坚持要考重庆大学。

“我当时觉得什么东西求次好就可以了，第一个可以给自己减轻压力，第二个可以发挥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潜力，如果在能或者不能上大学上选择，我会选择上大学，这是0与1的区别；如果在上重庆大学或者其他更好的大学上选择，我就会选择重庆大学，这个是1与2的区别。如果选择2，即如果你要做得最好的话，会非常累。所以如果是0和1的话我会选1，如果1和2的话我还是会选1，我为什么要那么累让自己选2呢？”

上大学的时候，熊榆的目标很简单：只要毕业后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行了。毕业时他拿到了两个工作机会，一个在保险公司，另一个在电视台。

一个偶然的机会，临近毕业时，熊榆认识了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苏代忠教授，是重庆大学三个长江学者之一，苏教授给了他一个出国读博士的名额。

“当时也有其他英国的大学可以选择，但是这份来自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没有要求考雅思，能否读博士，是0与1；而是否读一个更好的大学，是1与2。我选择了1。”

读博士得到的不是知识，是能力

熊榆的本科和博士读得都是计算机专业，博士后时却转到了约克大学的管理专业。他说计算机的知识更新太快了，整日从几百几千行的代码中找一个小错误，他逐渐有了强迫症的趋势，对任何事情都变得挑剔。

“我读博士的时候研究一个技术，还没等研究完成老师告诉我，你别做了，这个做完了也毕不了业，现在这个技术已经过时了，所以我又换了一个技术。第四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赶快毕业，再不毕业的话这个技术又过时了。所以我就觉得再也不能做计算机了，而管理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亚当·史密斯一百年前经济学的理论现在同样适用。”

熊榆认为学习更重要的是过程，博士授予你的，是你具备了博士的水平和能力。“我花了十年学的计算机，瞬间就改成管理了。我的例子典型地看出来，博士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能力，学了什么知识不重要，能力才是真正东西。”

要求严格的父亲总说熊榆没有上进心，直到后来他来到英国读了博士才发现，他儿时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我不喜欢国内的教学方法，如果我在大学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英国的教学方法，我觉得我会认真地去上课的。来到英国之后我发现我原来是挺喜欢学习的。”

2003年到2007年四年的时间，熊榆读完了博士，答辩之后修改论文的时间兼职在本校做讲师，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他既是学生的身份又是讲师的身份，之后学生熊榆变为了“熊老师”的身份。

做“中式”老师还是做“英式”老师

在英国大学中，一个方向大多只能同时有4个讲师级别以上的位置，而英国研究型大学约有40所，假设每个大学都有这个专业的话，总共约有 160个位置，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有人退休，否则没有位置腾出来。年轻的学者想要做到讲师的位置是件十分不易的事。

在博士后面试的时候，英国著名运营管理专家现任杜伦大学教授费南德斯(Kiran Fernandes)问了熊榆一句话：“你觉得你五年之后在做什么？”，当时熊榆战战兢兢地说：“希望能够在五年后拿到教职。”

费南德斯教授当时告诉他：“我认为你两年之后就能拿到”，这对熊榆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肯定，“我觉得他对我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我一定要好好努力。于是我同时帮导师做好几个项目，经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去，结果只用了一年我就拿到教职了，当时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熊榆在英国四个大学任过教，教龄也有五年了，然而第一次当老师的时候，他差点被学生轰下台。

“一开始我讲课用的是中国的讲填鸭式课方式，发现学生要造反，有学生去和学院抱怨。才上道的老师都是按照自己以前听课的经验来给学生讲课，但是我们自己以为正确的其实也许是错误的，需要重新去审视。在国内上学时，老师只是拿着课本去念，这一段讲什么，下一段讲什么，都是填鸭式教育，就书讲书；但是在英国，老师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的内容讲述出来，可能会放电影、放图片、做游戏、课堂讨论、邀请工业界的老师过来和你一起讲。一个老师的角色在转变，老师是一个支持者的角色，让学生自己主动去学，而不是被动地听。”

在女王大学当讲师的时候，熊榆兼职地去读了一个硕士课程，专门学习高等教育教学，知道了到底该如何上课，让学习过程活跃起来，一起学习知识，而不是一言堂。之后熊榆在东安格利亚大学做高级讲师，很多门课都有两个老师配合一起来讲，因为这些老师的知识领域是不一样的，形成互补。

我已经准备好去选3了

“如果当时没有出国，我现在可能就和国内一般的白领一样了，每天坐一下办公室，上下班这样而已。而现在才意识到，我更希望过如今的生活。”

熊榆在抉择自己未来的时候彷徨了很久，最终选择了在英国学术界工作。他经历了从一开始觉得枯燥、无聊到现在的喜欢，“除了研究理论，你还可以研究一些社会上真正存在的东西，那就很有趣味了。有的人适合去做深入的研究，搜集大量数据来分析和挖掘，有的人适合去观察，找到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我是属于后者。”

如今熊榆在重庆大学经管学院兼职教授，同时也是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部副主任及讲席教授，他偶尔会给国内的学生做讲座，介绍英国的教学方式。他也会鼓励自己在国内的学生来到英国留学，认为英国的教育体制对人的思维培养帮助很大。

他也逐渐将更多的精力从培养自己转移到培养学生上面，他的学生已经有人做大学讲师了。“所以我现在能感觉到，你对别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老师和学生是拥有的关系，学生要为老师服务，但是在英国我感觉到我是要为学生服务的，他们要做什么我要全力地支持他们。”

以前他只追求0和1中的1或者1和2中的1，而现在则是追求更高，他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尽早多做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为中国人争争光。“我从小遇到过很多挫折，上很差的学校，没有碰到好老师，成绩一直不好，于是我当时就按照比较保守、消极的方式选择人生。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适应了这个环境，学术做得游刃有余起来，对自己的要求自然就稍微高一些了。当你不断被打击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期望和选择就会比实际更低，而如果你进入角色，发展越来越顺利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期望也比较高，也许还会 “高估”自己。”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现在在1和2之间我开始选择2了？正是因为这种鼓励和荣誉。就像火炬手的荣誉，对英国人来说60年才遇到一次，这种荣誉对我来说比任何一个奖章和杰出人士的评选都有价值多了。现在我在1和2之间我就选择了2，也许以后当我准备得更加充分的时候，我会去选择3，超出我自己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