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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李梓新从上海举家搬到了伦敦。

对他来说，伦敦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2009年，李梓新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留学了一年，攻读国际公共政策硕士；2020年，他来看望在英国寄宿学校读书的儿子，却因疫情在伦敦逗留了大半年；现在，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全家人再次回到了伦敦。

▲李梓新（左一）带着家人回到了12年前他住过的UCL宿舍

在他看来，像他这样的“国际候鸟”，旅居是一种生活常态。

11年前，李梓新在上海创办了 “中国三明治”。“三明治”指的就是像李梓新这样一群人，他们在30岁上下，上有老，下有小，感受到来自事业、家庭等多方压力的同时，又试图保留自身的理想。

直到今天，“三明治”依然很难被界定。它似媒体又非媒体，不全是公益性质，也并非追求商业盈利。

“三明治”既是一个内容和写作平台，提供各类“创意写作工作坊”，也鼓励每个人寻找自我故事，重新定义生活。在上海，“三明治”拥有两个线下空间和社区，引导成人和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创意项目和尝试。

在中英间来回跳跃的李梓新，早已习惯用“世界人”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一切。他看到了英国华人群体的壮大，但也深感当地中国文化活动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看到了教育“内卷”带给中国同龄人的焦虑，也在为改善这种“生态环境”不断实践……李梓新说自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也是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找出路。

《华闻周刊》：为什么决定回到英国生活？回来后，孩子们又有着怎样的改变？

李梓新：这几年，很多家庭都在做重要的人生抉择，我们家也做了不少，好好坏坏只有自己知道。就我自己来说，总体还行。

我现在刚过来两个月，很多事情还在逐渐适应中。每天早上起床，手机里就有一堆工作微信等着我回复。送完孩子上学之后，我才开始处理这些微信。此外，还有很多杂事需要处理，比如孩子学校的事情，考虑考个驾照什么的。

▲刚在英国安顿下来，李梓新就在伦敦开展了第一场非虚构写作工坊的活动

2019年，我儿子就来到英国读男子寄宿学校。2020年下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带他回到了国内，儿子转学到了UWC常熟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个男女混校，总体文化很自由。业余时间里，除了学习外，儿子有不少精力去创作他喜欢的Rap，他也在不断比较和观察两边的寄宿学校文化。

在UWC，很多学生毕业后都会去美国读大学，所以他们会“步步为营”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儿子告诉我，他身边大部分同学都不太开心，因为“很卷”。同学们抱怨课业很忙，老师故意“压低”考试分数，加上疫情对学校的管控……

综合了各方面因素后，我们决定还是回到英国来，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好一些。

▲李梓新一家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落地

回来后，儿子推迟了一年升大学，让他有多一点时间想清楚自己要读什么样的大学。女儿原来在国内上的是幼儿园，一过来就上了Year 2。总体来说，孩子们还是挺开心的。

《华闻周刊》：去年初你刚来英国时，你说你想在伦敦进行小小的尝试：“记录全球中国人的真实故事，鼓励他们用写作乃至其他多种创作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看来，这样的尝试进行得如何了？

李梓新： 我这次回到英国后，“三明治”的业务主要交给国内的同事打理，我远程协助和策划。我一直在探索，想看看能在这里做点什么。

一说到中国，很多当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伦敦的中国城，或者是一些中国出海的民族品牌，商业层面的东西比较多。

伦敦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也是全球顶尖的国际舞台之一，但我觉得这里有文化含量的中国相关活动还是太少了。

比如，伦敦没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可以举办各种活动的中文图书馆，教中文的幼儿园和小学也屈指可数。

据我所知，有不少中国文化名流来到英国定居，但他们和公众的接触还是比较少。

与此同时，英国华人的基数越来越大，他们需要一些重量级的文化活动。

中国文化代表的是不同的美感，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创造力，它应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但却被远远低估了，甚至还追不上日本文化在英国的影响力，还被抽象和物化为某些标签。

就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来说，我为中国文化没有去到该有的位置而感到遗憾，这中间一定有些环节出了问题。

我在想能不能在民间做一些改变，慢慢张罗一些活动，尽管我个人的力量也没这么大。

《华闻周刊》：你说你发现伦敦“使用中文的公开文化活动基本还是一片荒漠”。刚刚过去的9月，你在伦敦举办了第一场中文非虚构写作工作坊，能不能谈谈这次活动？

李梓新：这场活动办得挺好的，本来只有12个位置，最终来了20人。“三明治”的受众群是比较多元化的。

▲在伦敦第一场中文非虚构写作工作坊上的李梓新

来参加写作工坊的人里，有饮食人类学硕士毕业的学生，现在在餐厅当厨师；有从美国过来的华人导演；还有社会学博士等等……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都挺多的。

《华闻周刊》：你觉得现在的英国，和疫情前的英国有什么不一样？

李梓新：我发现在疫情之后，英国各方面并没有变得更好，生活成本在增加，人也比之前“闹”很多。“脱欧”对英国真的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把自己孤立在欧洲之外了。

英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优势还是有所保留，比如王室传统和教育传统。然而，其他很多领域都被美国或者中国这些国家超越了，这次回来的感受尤其明显。

不过，在孩子上的寄宿学校，你还是能感受到很多传统的，比如舍监老师带着家人，和学生在学校里同吃同住，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圈，真的能给你一种归属感。

再说到英国的大学教育，我觉得没有中学那么吸引人。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可能有点古典，其他在城市里的大学，感觉都太喧闹了，没有以前那种治学氛围了。

我自己是UCL毕业的，我2010年来的时候，学院里一共300个学生，只有30个中国学生。现在，我听说我们学院里中国学生已经占到了60%，这就是十年来的变化。

▲李梓新带着家人在英国海边旅行

还有些英国人“特有”的东西，我就很不习惯，比如办事效率很低。

说实在的，我认为在疫情前，国内的机会要比英国多很多，毕竟中国的人口和消费能力都在那里，大国还是不一样。现在由于疫情管控，人们的消费信心受到了影响，我希望明年能逐步好转。

所以，我还没下定决心来英国长居，先走一步看一步。

《华闻周刊》：现在国内很多人在讨论“内卷”的问题，觉得压力很大，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梓新：中国是一个“快速造富”的国家，现在还是比较“卷”的。有的人看到别人突然富起来，心态很容易失衡。于是自己也想赶紧富起来，就不停地奔忙，但也失去了生活。其实一部分普通人的生活本来还过得去，但看到那些快速富裕起来的人，他们的内心也被搅动起来，就很难接受。

拿在上海买房来说，2016年是一个节点。过了这个节点，相当一部分人在上海就买不起房了。

现在，中国快速致富的机会窗口已经快要关闭了，就像前几年错过了在上海买房的时间节点一样，那些没抓住机会的人还处于“不甘心”和“留恋”的情绪中，还想努力一下。

从2022年开始，又是一个新的十年，这一年对于初入职场的人来说，会比较辛苦。而那些“手里有点牌”的人，也得小心点打。

《华闻周刊》：部分生活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家长对“阶层跌落”比较焦虑，直接反映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你的感受是不是更深一些？

李梓新：在我看来，中国中产阶级对“阶层跌落”相对更焦虑些。其实，中国的中产阶级仅仅在过去几十年才出现，还不太成熟。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通过房产升值或者其他方式，实现了“阶层跃升”，让他们在心理上拥有了“我是中产阶级”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的处境是比较脆弱的。

在我接触的一些中产阶级里，他们对教育和社会快速变化的认知，都比较传统，不够开放。此外，他们还要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所以，他们只是家庭净资产规模上被归类为“中产阶级”。 

▲伦敦第一场中文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吸引了不少在英华人前来参加

还有一些中产阶级是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跃升”，他们抓住了一两次机会，成功“上车”。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他们如何把这种所谓的“成功经验”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呢？他们希望孩子 “复制自己成功经验”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一个刻舟求剑的事情。

还有的人总抱着“做题家思维”，希望孩子能通过“套公式”的方式来接受教育，这种思维是比较过时的，会对孩子造成禁锢。但由于家长自身的观念和视野所限，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后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英国人相比，我们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少了些优雅，少了些从容。

我觉得在英国，可选择的学校资源，还是比上海、北京更丰富些，给孩子的空间也更大。在这里，你既可以选择“放养”，也可以选择“鸡娃”。

这些年，“三明治”也影响和教育了一批中国中产家庭。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创意写作工作坊，鼓励他们在采访写作过程中认识自我，认识身边的人，感受生活的不同温度。

这是一个非常细水长流的过程，就像一个沙漏，每天漏一点点，不会突然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要坚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到效果。

此外，我也越来越感觉到，光靠学历镀金的这种教育思路越来越过时了。

我在面试中见过不少拥有名校背景的面试者，我觉得他们未必就比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能力强，还是要看个体情况，要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在面试求职者时会关注这些方面：他们眼里有没有光？做事靠不靠谱？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特长？尽管这些特长未必是学校教的。

如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为了进名校，家长和孩子自己都耗费了很多的力气和成本，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会让人失望。

▲来到海边，李梓新和孩子们都放松不少

特别是当孩子成长为独立的个体后，他们在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来源于哪里？一定是这些是名校经历给的吗？我觉得谁都不能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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