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华闻君采访了几位华人精英，和他们聊了聊对现在生活状态的看法，也听他们描绘了各自心中的理想生活方式。

通过采访，华闻君发现，新一代华人精英已经过了炫耀物质的阶段，开始更多追求内在的提升和精神上的幸福满足感，渴望寻找心中的“现代桃花源”（详细点这里：中国精英人群年轻化，追求变了！）。

未来，华闻君还将采访更多来自各领域的海内外华人精英代表，在讲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和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展现当代精英群体对于“理想生活方式”的思考，敬请大家关注。

本期的采访对象是在英国一家投行担任执行董事的岳琳。在海外金融圈打拼十几年，对于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面临的不同于男性的挑战，她深有体会，但她已找到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下面来看看她的故事。

英国金融业圈是华人精英较为集中的领域，然而，大部分华人从事的工作都与技术相关，只有少数人涉及与人沟通的客户交流工作。在大型投行里负责与英国客户交流的华人女性高管更是屈指可数，岳琳就是其中之一。

进入投行这十年来，她一直纠结于文化差异给她带来的“职场天花板”，也试着探索和思考如何在被“误读”的情况下，与自己和解。

在这个过程中，岳琳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运用自己所学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帮助更多华人适应西方职场“潜规则”，并希望在中英之间搭建起一座座隐形的文化桥梁。

与此同时，她也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理想生活。

岳琳有着多重身份，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她也热心于公益事业，不仅是英国最大的儿童慈善机构的执行委员，还担任女性领导力组织Rising Network London主席和英国华人女性联盟（UK Chinese Women Connect）委员等职。

▲岳琳获得了2016年英国华人领袖奖

岳琳在工作上的优秀表现以及为少数族群及女性群体发声的努力，让她获得了不少奖项，比如2016年的“英国华人领袖奖”以及2017年获评“伦敦金融城最具影响力女性领导者”之一（她是该年度唯一获评该称号的华人）等等。

就在几天前，她第三次上榜了“雅虎金融 100名全球女性领袖”。

此外，岳琳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采访岳琳时，她正在休产假。她的女儿刚刚6个月，儿子也只有3岁半。

▲岳琳的两个孩子

提起孩子，她感叹道：“第二次做妈妈，对照顾新生宝宝还算是驾轻就熟，但对三岁宝宝的世界仍需不断去学习、了解和适应。”

“两个孩子在脾气、秉性以及发展历程等方面完全不一样，真是非常神奇的经历。”她笑着说，“在经历了Terrible 2（糟糕的两岁）之后，原来还有Terrible 3（糟糕的三岁）。”

▲与孩子在一起时的岳琳

产假期间，岳琳看了很多育儿书籍，却意外地发现，与孩子沟通和领导力沟通有相通的地方。“育儿书里说，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其实这与职场类似，就是员工要有一种归属感。如果你一直担心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可能安心工作？”

岳琳笑说：“自从有了小孩后，我觉得我的领导力——无论是在与人沟通上，还是在建立影响力和寻找解决方法上——都提高了一大截。”

从牛津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岳琳进入了一家投行工作 。

和很多大型投行一样，岳琳任职的这家投行在建立之初，理想员工的模型是基于白人男性建立的。从小接受中华文化熏陶又身为少数族裔的岳琳坦言，这十年的职场经历，就是她经历身份危机的十年。

▲岳琳小时候，父亲陪着她练钢琴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枪打出头鸟’，但在英国文化里，却恰恰相反，他们不仅认为枪不会打出头鸟，反而鼓励你当出头鸟。”

岳琳回国时常常会听到别人这么向自己提建议：“以你的能力，在国内早就做到更高级别的位置了。”他们似乎认为她没有雄心壮志。但在英国，同事却给出了恰恰相反的评价，希望她“冷静下来”，不要“太有雄心壮志”。

一些初入职场的学生，常常会向岳琳讨教面试技巧，这些学生告诉她，大公司在面试时，无论问什么问题，都经常会让面试者举个例子。

岳琳说，当年自己找工作时，被问的就是这类问题，现在招聘还是在问这类问题。“但中国人往往觉得，举例子需要将自己的思维过程表达出来，这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习惯于以结果为导向，而英国人则更倾向于以过程为导向。”这让岳琳感受到，中国和英国在文化上的鸿沟，比一些英联邦里的发展中国家与英国在文化上的差异，要大得多。

▲童年时的岳琳

但她回过头来想，认为中英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也可以理解。“你想想，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有多快？和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中国人体验到的是（以人均GDP为衡量基础）翻了20多倍这个规模的变化。但英美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可能只变了2、3倍。你让人均GDP只变化了几倍的人，去理解我们这些经历了GDP变化了几十倍的人，确实很难让别人产生共鸣。”

在岳琳看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了跨国公司，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她还是觉得“华人在英国职场上的变化太少，尤其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这些工作上，还是太少华人在做。”

“十年前，我加入投行时，是第一个做和英国客户对接的中国人。十年后，做这个工作的也还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在华人较少领域里工作的中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代表中国”的那个人，“虽然这并非他们的本意，但这也很容易造成西方人对我们的误读。

”

有时岳琳也在想：“我们面对的困难不是自身造成的，是我们成长的环境以及接受的文化造成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太为难自己，背上不必要的包袱。”一方面，她给自己心理暗示，为自己减压；另一方面，她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岳琳逐渐意识到，与其“强制自己融入”这个环境，不如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这个环境，进而改变这个体系。

“我们是第一代大陆华人移民的代表，就是要开拓的人，这也成为了我们的使命。”她说。

既然英国人不了解中国，那就为他们讲解中国，让他们从中国人的口中，认识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从别的渠道“误读”中国。

“如果不想被代表、被‘误读’，就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她认为。

岳琳开始在各种场合以中国为主题举办讲座、接受采访，受众也多以英国人为主，有她的客户，她的同事，也有金融城公司的CEO和上议院的政治家，还有英国大学的学生，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他们其实本身对中国没有什么兴趣，但经过我的讲解，他们中不少人改变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据岳琳统计，在过去几年里，至少有几万人听到过她的演讲。她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小目标”：要让100万西方人听到中国人的声音。“起码让他们了解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更接近。即使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但我希望更多人可以参与，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

▲在首相府新春招待会上，岳琳曾与前首相卡梅伦握手

和很多人一样，岳琳也是独生子女。对于在海外生活的独生子女来说，为父母养老是个无解的命题。

“像我父母这一代，他们很难适应英国的生活。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我们两边跑。”她说，“这又回到了为何我们要选择在英国生活的问题。”

▲长大后，岳琳陪母亲四处旅行

“从国内出来的人，都能感觉到，国人对‘成功’的定义，基本与一个人的身份和金钱相关。但我到了英国却发现，这种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即便在投行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上进’的行业，也可能还不如国内很多普通行业那么拼。”她说，“我身边不少英国人是随便躺平的，他们不一定要成功。”

英国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对较大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这种距离感也让岳琳比较舒适，“别人不会随意评价你的生活，也很少有人被‘道德绑架’。”

但毕竟父母的年龄一直在增加，她也越来越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到底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中国？近年来，岳琳的思想一度处于拉锯战中。但由于疫情的暴发，也在客观上给她做了减法，“不用做太多选择”。

岳琳认为，不止海外华人面临着两难选择，国内的同龄人，也同样面临相似的选择，比如是到一二线城市发展，还是回到家乡、守着父母的问题。

在没生孩子前，岳琳一直把个人价值与工作捆绑在一起。但有了孩子之后，她的思维发生了很大转变。

她不太喜欢“工作与生活相平衡”（Work life balance）这个理念，“‘平衡’”这个词已经暗示了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似乎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兼顾工作和家庭的。”

但岳琳并不这样看，她认为，工作不应该是以家庭牺牲为前提，她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感和归属感，把工作与生活融合在自己的各种角色中，“更注重全方位生活感受，而不是局限于工作本身”。

▲岳琳曾到地球另一端的秘鲁旅行，倾听当地人的声音

对于孩子的教育，岳琳有着清醒的认识。“未来孩子将有90%的可能性是在纯英文的环境中成长，这意味着他们更多地要适应西方社会的发展。”

但岳琳又担心孩子接触的信息都是来自西方的语境，很可能也会接受来自西方的“错误信息”。“尤其是混血的孩子，很容易会忘掉自己有一半中国血统，这对他们来说是缺失的。”她的责任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孩子补上这一课。

采访的最后，当华闻君问岳琳，她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时。岳琳先是笑着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理想，好像没有什么要改变的，也许是因为我在休产假的原因。”

她想了一下又说，理想生活状态的定义，究竟是以外界的标准还是自己的标准来定义？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我现在理想生活状态的标准，以自己的标准更多一些，外界的标准更少一些，所以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

岳琳接着说，她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过去，我一直在展望未来。但现在，我觉得与其等待孩子上大学或是自己财富自由了，不如更多地感受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选择跟随自己的内心。”

（本文为受访者个人观点）

文 林卉卉

Reference：“便士姐妹”微信号及品真

图片由采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