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病毒特性的了解加深，一个共识已经形成：COVID-19是比SARS更难以琢磨和防控的新型冠状病毒，人类还不知道这个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到底有多长，也不知道它是否已经随携带者们的迁移而悄然弥漫于整个世界。

在中国开始尝试节后复工的第二天，钟南山指出了24天潜伏病例的存在，这个消息令人心惊，这意味着湖北封城、各国航线停飞中国之前，病毒携带者可能早已去到了世界各地，只是有人还未病发。这条消息的发布，足以看出中国政府以及专家们对病毒防控未来的深度担忧。 

不能否认的是，对COVID-19的最初防控很有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今天的被动、甚至全国的停摆。在经过临床试验证明有效的药物和疫苗诞生之前，誓言击退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仍为时过早。

防控进行到这一天，武汉、湖北、甚至中国的全局危机治理能力的部分弱点显露了出来。SARS的教训不可谓不深，但可惜我们没有将之很好地转化为一套成体系的科学治理预案，更没有常备一个公共灾害危机处理机构。当某些“谣言”被证实为真相，混乱随处可见，哀告不绝于耳，死者已然过千，而如今医者的感染也已过千。民间自救的同时，战战兢兢、应对失当的部分湖北官员令人失望。临时成立的最高防疫小组显示了决心，但这种“垂直监令”的行令模式的效果，仍有待观察。思想可以迅速统一，封城也可以高效完成，亡羊补牢般的严控措施，在执行的细节中却仍显出千疮百孔的遗憾。

让人深感无力的是，某些领域的低效还在继续，难题依然无解，由此产生的悲伤和失望天天发生。它已经不是武汉和湖北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日和运气。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除了持续发出对真相的探究，对怠政的问责，也只能将更多的关注投向那些在呼喊的人，提醒和督促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心理保护。封城已成事实，但不要封死人们的心。“你喊武汉，我们喊加油”只让人激动一时，“你没口罩、我没人要”却会摧毁最后的希望。住不了院的人，无法确诊的人，回不了家的人，被省之间踢皮球而活在高速收费站的人，以及那些无法统计的默默死去的人，他们涕泪交加的故事都在流传。武汉市委书记那98.6%的户数排查百分比和全部重症患者入院的报告之下，却有为数不少的武汉人在评论区里自称“漏网”并求助。

封城封路封小区，说实话，罕见哪个政府能把城市防控干到这个强度，但一定要明白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更要明白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害相权、豁出去了之时，千万不要留下更深更远的隐患。该认的错要认，该说不行就说，该改的方法要改，该追的责要追，不要担心人民看到错误和软肋，也不要害怕愤怒而尖刻的意见。你们面对的是被强力围困于城中的活生生的同胞，而非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所有人都希望看到事实的真相，获知全面的信息，以期共同努力、共同监督，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支援。他们有法定的权利，有天然的情感，有无法割舍的家人，有着不见天日的恐惧。与诊治和隔离相比，他们更需要爱和尊严的保障，需要每一个关心的温暖可以到达。专家们不是说了吗，对付这个病毒还没有特效药，除了做好防护，好的心情和身体才是提高免疫力、对抗病毒的最好武器。

另一方面，民众自己也要坚定信念，不要被错误的引导推向彼此敌视的深渊，我们知道什么出了问题，不要被恐惧引向黑暗。坚壁清野、防贼一样防着疫区人民，别忘了用同理心去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一个感染者或者被怀疑的感染者，你会希望同胞们怎么对你？有人以“如果不这么干，就防不住病毒，会造成更多人的危害”来为冰冷的管控辩护，但请好好想一想，如果下一个轮到你，你是否愿意承受世界和同胞的抛弃？如果你是修建火神山的那位工人，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游荡在高速上的那位朋友，你又该怎么办？

美剧《行尸走肉》中的一个情节令我难忘。一群末日逃亡者撤退中丢了个小女孩，寻找的路上寄居在一位老者的庄园里。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位老人藏了满满一谷仓的僵尸。双方登时剑拔弩张，因为“僵尸必须杀死，否则会伤害更多的人”已成为末世的生存铁律。老人痛苦地目击这些“正确者”对僵尸的“屠杀”，那里面有老人的妻子、兄弟和孩子和众多的亲朋。当人们干掉了这些僵尸、正在浑身的鲜血中相庆时，谷仓里走出了他们丢掉的那个小女孩，她已经变作了僵尸。刚才还在和大家一起开枪射杀的母亲看到了孩子，她扔下武器，痛不欲生……

虽然“瘟疫””这个字眼我们很少再用，但这其实就是一场瘟疫。如果没有现代医学和社会管理体系，它必将扩大成为我们熟悉的灾难。回望人类历史，瘟疫与文明如影随形，东西方史书与文学中，处处可见其“十室九空，户丁尽绝“的末日之述。它除了消灭人口，留下无数的噩梦，还直接影响时代的更替。据说要不是西征的蒙古人将死尸用投石机抛进城墙，欧洲不会引发人丁去半的黑死病；崇祯年间的瘟疫几无断绝，将整个垂老的帝国搞至病入膏肓，虽然有个想励精图治的末代皇帝，却坐实了内忧外患、无药可医的亡国标版。

但是我想，在人类对病毒毫无抵抗能力的年代，在卜伽丘描述的佛罗伦萨瘟疫地狱之中，人类之所以活了过来，一是有无数医者挺身而出，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深厚的爱。瘟疫的遍布之下，明末的吴有性深入疫区，写出了《瘟疫论》；而在马尔克斯笔下，弗洛伦蒂诺和费尔米娜在一面警示霍乱的旗子下重获爱情。在专家们不断修改的认知中，我们已经渐渐明确，这一波疫情会和SARS一样等不及有效的疫苗诞生，我们或许只能等春天的阳光以及病毒的宽容。所有的口号和努力之后，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能挺过眼下的难关——熬。

如很多专家所言，若我们从一开始就重视那些出于良心的呼声，而不是将其当做“谣言”，今天就不会落得如此被动，潘多拉的盒子至少可以关得快些。但事情就是这么令人丧气，令人扼腕叹息的史书之中，天灾和人祸相伴相生，甚至互为因果。我们今天既看到了天灾，也辨识了人祸，但一切或许还不算晚，因为很多平凡而伟大者依然奋战在抗疫前线，因为世界正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因为我们正在苦难里变得坚强。我们既要抱有不灭的希望，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们赞赏那些为防疫抗毒而奋战在一线的人们，同时也要提醒治理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保持真相的公开和言论的公开，民心的曲线才可能上扬。 

如果说真相与真理是人心最好的良药，谎言就是文明中最可怕的病毒。中国人民什么都见过，对谎言免疫力提高的同时，对其容忍度会越来越低。正如曾被训诫的李文亮医生所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虽然满怀悲观，但我依然期望在这样的危机关头，所有人可以用良心和勇气让这个国家走向正常，在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别忘了时而看一看李文亮医生的那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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