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2017年“伦敦政经中国发展论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举行。《华闻周刊》对该论坛进行了全程报道，并对参会的政商界嘉宾进行了采访。

2017年伦敦政经中国发展论坛现场

本届论坛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发展社团（LSE SU China Development Society）和全球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Global Affairs）共同主办，主题为“中国：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度”，中英知名学者、政商界专业人士及留学生等逾400人参加了论坛。

论坛的核心议题包括“中国模式”的适用性、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挑战、英国脱欧及特朗普任总统与中国经贸的关系、金融规管及风险等。参会主讲嘉宾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并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就相关议题进行了精彩讨论。

英国“脱欧”过渡期：中英贸易关系新动向

在接受《华闻周刊》专访时，英国48家集团副主席凯斯·本尼特（Keith Bennett）谈到了他对中英贸易关系新动向的看法。

他直言，在正式退出欧盟前，英国仍然是欧盟成员国，并没有获得直接去与欧盟以外国家（包括中国）谈判的权利与自由。因此，这个阶段，英国与其他国家在官方层面的正式谈判都还无法开展，更多是在民间进行前期的接触与协商。“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的民间力量就显得更加重要。”他说。

此外，他还指出，有一个很紧迫的技术问题摆在英国政府面前，那就是“没有人去谈判”：“欧盟拥有上千个贸易谈判专家，而英国几乎没有这样的贸易谈判人才。因为在过去四十年里，英国从来没有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去进行这样的贸易谈判，所有的贸易谈判都是通过欧盟去进行的。”

这意味着，英国政府现在需要招募数千名贸易谈判人才，并将其培训成能够代表英国去进行贸易谈判的专家。“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些事儿都还没有正式开始。英国政府现在才刚刚弄明白‘脱欧’过程的复杂性。”本尼特说。

他认为，英国真正退出欧盟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些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自由：“英国退出欧盟后，确实能获得更多自由去与更多的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英国退出欧盟后，将从一个拥有5亿人口市场的贸易同盟的成员，变成一个仅拥有不足7000万人口市场的国家。因此，英国未来确实可能有了谈判的自由，但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和力量却大幅减少了。因此，所谓的‘自由’，某种意义上看只是纸上谈兵。”

他认为，英国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去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在中英关系上，英国过去很喜欢从‘我们想要什么，看中国能不能给’这样的角度去想问题，而中国却一直在用‘双赢’这个提法。我想，‘双赢’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出发点，尤其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中。英国现在需要去思考，哪些领域是双方都能双赢的，怎么去做才能让双方受益、各取所需。”本尼特说。

在回答《华闻周刊》记者关于“中英贸易关系上各取所需，但各自的‘需’到底是什么”的追问时，本尼特举例道：“英国需要的是中国的投资，而中国投资英国某些领域，一方面能获得商业上的回报，另一方面也能为未来在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投资树立好的榜样和参照案例，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价值链条上的位置。因为这显示了中国不仅能够参与非洲、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地的基建投资，也有能力参与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建投资。”

英国前卡梅伦政府内阁要员、前商业大臣文斯·凯布尔爵士（Sir Vince Cable）则在接受《华闻周刊》采访时，分析了美国因素可能对英中贸易关系带来的影响。

文斯·凯布尔爵士坦言，英国既想发展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关系，也对发展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关系非常热心，但美国因素会不会影响到英国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关系，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英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处于什么位置，这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关系良好，那就没问题。但如果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恶化，英国就需要做出选择。”凯布尔爵士说。

“中国模式”是否适用西方？

在当天的演讲中，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就“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局限性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中国模式”的成功，至少证明了西方民主也不是普适的。但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都将面临人才流动、科技创新方面的冲击。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外籍教授及博导贝淡宁（Daniel A. Bell）则表示，中国实行“贤能政治”，这可以与西方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前任主席阿代尔·特纳（Lord Adair Turner）认为，特朗普新政会在短期内是一支速效针，但中期会有较大风险。

在下午的分论坛讨论上，与会嘉宾及参会者还就中国的扶贫战略、户口改革、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否“双赢”以及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