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16日，几声枪响过后，英国西约克郡的女议员乔·考克斯倒在血泊中，之后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去世，现场有人听到枪手大喊“英国优先”。虽然该组织否认与此事有关，但“英国优先”这一极右组织顿时成为媒体和舆论的焦点。此事件究竟会对不到一周的英国脱欧公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英国的右翼势力究竟如何左右脱欧公投？公投之后英国的政局走向会如何？请看下文分析。

英国脱欧公投无论是否假戏真做，最兴奋的当属两种人：一是世界各地的汇市操盘手。脱欧之夜月黑风高、人心动荡，英镑存在兑欧元平价的可能，黄金已然提前一周骚动喧哗，所有交易员都将亲身参与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既定风险事件，对盈利的渴望将极大拯救因“漫漫熊途”预期而低迷许久的肾上腺素。

第二类是以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为代表的疑欧主义信奉者，他们的政治生涯以脱欧为奋斗目标，坚定地相信远离欧盟这个“吸血、冷漠、阴险、官僚作风”的超民族国家联合体实为利大于弊。

当然，人不免三五成群，更难逃鱼龙混杂。按政治社会学的界定，保守党内疑欧议员以及法拉奇的大部分同僚应划为“激进右翼”范畴，即意识形态更为保守、文化观念深植本土，但又和极右翼的种族主义保持距离。

近日被牵扯进枪杀工党议员乔·考克斯（Jo Cox）事件的政治团体“英国优先”(Britain First)以及渊源颇深的英国国家党（BNP），都归属于政治极端色彩最浓重的“极右翼”。激右或极右，敌视欧洲一体化的程度只有“高”与“更高”的差异，不可否认，泛右翼势力如今占尽利好，将深刻扰动英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西约克郡女议员乔·考克斯被枪杀的事件会对脱欧公投产生的效应正在发酵

民调靠谱吗？

根据最新民调结果，脱欧阵营声浪迭起，令曾经不以为意的精英政客们如坐针毡。最权威的网络基准民调YouGov自6月初连续录得脱欧投票倾向在45%上下、留欧者平均比例为43%，以电话访查为主的Survation亦报告类似结果，成为国际金融市场6月震荡的导火索。

法拉奇们眼中，欧盟的艨艟巨舰早已千疮百孔

不过，2015年英国大选投票预测的荒腔走板，加上科尔宾在工党领袖战中一黑到底，使得民调行业公信力大为受挫，有关“民调正沦为政党文宣工具”之诟病甚嚣尘上。

学术界对此多有辩护，认为民调核心在于抓取阶段性民意，其功能应为报告而非预测。照此逻辑，博彩市场的赔率紧盯最终结果并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也应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几大博彩公司于6月初开出的新赔率皆看好“留欧”（平均为7赔4），虽然赔率已呈现日趋胶着之势，但博彩业自诩操弄大众心理于股掌，该结果的实现基础是规模不小的中间选民会在最后时刻倒向主流民意。在这一点上，民调业界难以匹敌。

无论民调还是博彩，都存在“临门一脚”效应，即结果揭晓前几日的突发事件会一定程度影响选民抉择。公投前发生的女议员被刺事件很可能对脱欧阵营造成不利影响，虽然各媒体的报道内容颇有矛盾，而极右组织也否认牵连其中，但从选战打响以来剑拔弩张的社会政治气氛，使得民众认知的逻辑链自然转向“疑欧主义报复欧洲主义”这一环。越发英雄气短的“英+欧>2”(Britain Stronger in Europe, 留欧阵营)将借机发难，再次抨击疑欧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渊源和政策的极端主义倾向，希望能够如两年前苏格兰独立危机那般力挽狂澜。

不过，攻守相异今非昔比，当年以国家民族主义对地区民族主义予以说教自是绰绰有余，更兼三大党四主席团结一心、不懈游说。如今，民族主义制高点旁落；对手盘不再是投机分子而是如狼似虎的资深政客，脱欧阵营又分成“投·走族”(Vote Leave)和“基层人民要脱欧联盟”(Grassroots Out/Leave.EU)这两股势力呈掎角之势，前者寓情于理，阐释欧盟一体化如何阻碍英国商业投资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后者由法拉奇亲自带队，主攻各路热点事件，矛头指向欧盟的自由流动原则和其引发的难民危机。

在资讯丰富度和论据说服力上，留欧派似乎因轻敌而准备不足。雪上加霜的是，主流政党领袖们更是各怀鬼胎，卡梅伦一边指责欧盟一边劝大家留下的态度使人费解，科尔宾在1975年欧共体公投时反欧情绪高涨（有传言此番他会暗地投“退出”票），自民党谁是总裁已少人问津，苏格兰民主党倒是对欧盟情深意重，怎奈力不从心。

欧洲主义者始终相信，一旦脱欧，英国经济将陷入崩溃

选民如何选边站？

每次投票的结果必然受内外因共同支配，政党努力、事件催化甚至民调的潜在诱导都只属于外因，民众的生命历程、社会属性以及认知心理才是内因根本。英国的疑欧主义传统由来已久，甚于欧洲诸国。

1953年丘吉尔对下议院讲话中提到，英国与欧洲的关系界定是一个with或of的介词议题，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即可以一起玩耍但不能受其节制。撒切尔夫人时期批判加改革的理念虽然致其付出倒阁的代价，却一直影响着卡梅伦的欧盟政策。卡梅伦的公投承诺固然隐含安抚本党疑欧议员、遏制独立党做大和促使欧盟妥协等动机。然而，若研读年初他从欧盟峰会凯旋而归的“胜利合约”——保障非欧元区国家利益、减少欧盟立法干涉、改革欧盟官僚机制、加快自贸协议谈判、阻止移民涌入英国、限制移民福利、否决欧洲军队的创设可能等等。不难发现谈判内容基本迎合英国大众的各方面诉求。更为吊诡的是，卡梅伦要求将“为建设更紧密的联盟而奋斗”这一准则性术语从欧盟条约中删除，欧盟大佬竟也照单全收。一向对欧盟地缘对冲作用无比认同的波兰，其国内最著名的亲欧派瓦文萨（前总统，团结工会创始人）对这种局面大为光火，他觉得欧盟的共同价值标准已然湮灭，分崩离析恐是时间问题。

近年来，激进右翼悍然进击反而广受欢迎，公众的疑欧态度受日益严峻的社会分化而形塑，政治学界后起之秀古德温将这些因素归结为“预期的未知”。倾向于脱欧者，其社会肖像主要是年长、学历低、工作不稳定、收入少的白人群体。欧洲经济在债务泥潭中低迷而无法自拔，欧洲央行去年推出的负利率强刺激已是放手一搏，英法两大强国的众多基础设施投资匮乏，失业率恶化的结构性原因无法在短周期内解决，因此上述社会群体的失望悲观情绪与日俱增。以往对西方“政治正确”颇不感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也跑来凑热闹，她直言全球经济增速令人失望，欧元区挣扎于崩盘边缘，这无疑削弱了她对英国脱欧发出的警告，更让那些对经济不大精熟的选民获得了权威指导。

除了经济因素的现实考量，决定投票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有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之于欧盟民主运行机制的满意程度，其中混有对于英国国民性的认同。中东难民危机失控使得原已颇受诟病的移民沉疴极度放大，“欧洲人”与“外来者”的身份认同界分被唤醒，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法国驱逐罗姆人、穆斯林面纱运动、伦敦骚乱、瑞士议会讨论“移民限额”法案、东欧数国加强边境管制等事件，都可以察觉这种暗地对抗“移民政治正确”的社会态度迅速蔓延。同时，欧盟制度的非民主规划和机构运作的官僚色彩，如英国对欧盟的权力让渡和巨额财政分担，欧洲议会内政党话语权所剩无几，甚至欧盟在处理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单边主义行为，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英国民众原本较为温和甚至偏冷淡的态度。

英国政治学者柯蒂斯认为经济和文化因素逐渐出现共线效应，即原有的单一影响如今必须通过考虑二者的互动才能判断出认知态度，一个人如果从主观上不认同欧洲及其文化涵义，同时亦确信一体化加强将对英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那么他很有可能倾向于退出欧盟。

社会危机隐现

欧洲稳定及一体化前景受制于六大危机：中东地区骚乱、英国可能退欧、难民潮、债务泥潭、地缘扩张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回归主流政治。更令局势错综复杂的是，这些危机无不彼此牵连、互为因果。欧盟精英政客团体的混乱无助也同步映射至成员国内的政局，激进右翼正挟庞大民意对主流政党兴师问罪。

日益衰落的中左翼仍在用华丽的名词将这场“右翼进击”归因为抗议性投票，而深嵌于危机背后的族群撕裂、阶层对立、产业转型、精英循环闭合、文化震荡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却总是被轻描淡写地回避。当愤怒的工人抛弃社会主义政党、失业的青壮年化身为足球流氓、数以千计的“民主之春”参与者高呼“金钱滚出政治”、持续的文化变迁令传统价值典范轰然坍塌，激进右翼适时填补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真空，政党政治日益从传统的“左”和“右”分类，转变为本土/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对抗，这正是本次英国脱欧公投及一系列相关事件的深层语境。

社会共识的碎片化异变，使得精英怀疑论卷土重来

另一个角度，欧洲一体化若想最终实现，必然要经历去精英化的民主赋权，布鲁塞尔亦可借此契机反思远离公众监督与精英主义独断的窠臼。否则，最悲观的预期莫过于马佐维尔的判断：欧盟或许将难逃解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