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初当代水墨画市场的回暖，中国当代水墨状况再一次成为被圈内关注的焦点。水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是话题，它的每个因素总在被不断地讨论和重构。

“当代性”成为现下的热点，然而，以时间性划归的艺术不能够成为当下的前提。目前出现的、当下活跃于画坛的都是现下的艺术，即便是作品的结构、语言等因素全为现代范畴或传统形制，那也都是创作于当下的这个时代的。

“水墨”作为材料，被讨论之时又不能忽略它的性质，甚至是其中蕴含的精神性，都成为讨论的范畴。有所谓注重绘画性的水墨，也有所谓注重材料实验的水墨，怎样区别水墨作品在当下的价值和它的在位在场，竟成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在众多形式的水墨作品之间，划分类别，互相寻找同类，归并同类项，只是在某些层面上，是将问题简单化。

在强调艺术个性和回归中国文化内核的过程中，绘画性也好，实验性也罢，无非都是在试图寻找对水墨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某些精神的理解。

当前，水墨展频现，对水墨的讨论也随之增多。 “新水墨”、“再水墨”等为水墨艺术添加生机的概念也多被提及。正如青年策展人杭春晓所言：“‘新工笔’、‘新水墨’都是一种让‘传统媒介’保持‘自我更新’能力的词汇，它们不是结果性的描述，抑或界定。但未来的结果，一定是这些词汇保持‘激活’状态的产物。届时，我觉得它们会以一种‘另类’的当代艺术形象出现，并成为“传统更新”的文化代表。”

然而，更新的文化到底应该如何寻找，怎样通过水墨这样的载体去表现。观念与笔墨如何在当下担任水墨向前发展的重任，如何警惕市场带来的影响，从学术的层面如何介入水墨在当下的讨论……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都需要一点点解决。

前两年在国外举办的 “溪山清远”展览强调“中国山水”的概念，选择了以画布、油彩或丙烯为主，甚至也有照片、塑料板、玻璃等综合材料的作品，打破了材料在表现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限制。试图通过“溪山清远”这样具有传统意味的主题和中国当代艺术中那些有传统绘画气质的艺术家来向世界输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面貌。

潘公凯在今日美术馆的“弥散与生成”个展，通过水墨、装置、史论和建筑四个生长点出发，以跨学科跨领域的生成方法，在核心问题意识的驱动之下，着力进行了新的建构工作，引发了众多基于中国画和现代发展之路的讨论。

鲁虹在对“再水墨”的阐释中称：“这个题目不同于以往的水墨，是指当代艺术。当代艺术还是有当代性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艺术应该介入社会政治，应该介入当代生活。” 也呈现了水墨装置影像等各种媒介之间的界限。

水墨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国艺术面对世界的载体之一，似乎可以渐渐培养出“自我认同”的机制，在对水墨的运用中，找到最适合发声的内容，找到它的归属。